酷暑居家，无所作为，闲来翻翻文人书法养眼怡情。三松堂主人冯友兰先生的书法我虽读得有限，几幅诗稿、几副对联，外加一二幅横额而已。但就这些仅有的七八幅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我却读到了他丰富的多面人生。
如果说，百年之前我们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那么如今西方人则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因为几十年来，在国外许多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直是他们的通用教材。除了《中国哲学史》外，他还著有“贞元六书”（《新理学》等６本哲学著作）以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专著。所以在晚年他曾说：余平生所著，三史六书耳。后来，他死后的墓碑碑阴上，便刻上这副概括他一生著述的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然而，这样一位著述等身、在中外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哲学大家，其一生却也是充满了坎坷与矛盾，历经了荣耀与屈辱以及痛苦悲哀的几个阶段。
“终身教研两依据，一生文章半检查。”虽然这是冯友兰先生对自己的写作事业较为夸张的总结，但从１９５０年一直到１９８０年，冯先生确实是不断地陷入在无休止的自我检讨和批判的泥沼中。其学术观点也随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向而游走变迁，前后矛盾，并为了表现自己的“上进心”，还作了许多违心自辱式的“自我批评”，以至于“文革”后期竟当起了“四人帮”属下“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这也是一段时期以来，冯氏常为海内外学者所诟病的“软肋”。甚至连好友也不肯原谅他这一文人气节上的“过失”。冯先生９０大寿时曾邀请北大旧友梁漱溟赴其家宴，却遭梁婉谢，原因也就是为此。
冯先生生于诗书之家，其父冯台异乃光绪二十四年赐同进士出身，能诗善文，也会篆刻。我看冯友兰先生早期的一副楷书对联，以颜体笔法，也带点馆阁的味道，但写得却非常的放松与儒雅。而他写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诗稿，一反原先那副对联中厚实的楷书写法，而是以尺牍体的自如随意，写得瘦劲挺拔，一气贯成。至于他晚年的几幅书作，已没有初期作书时的起笔收笔、横竖撇捺之讲究了，风格上既有唐楷的意韵，更带有北碑的气象，但线条生涩老辣，所谓“屋漏痕”也，在此可尽览无遗。
文人作书，总是以性情为上。读冯友兰先生的书法，总觉得是属瘦硬坚韧的一路，初以为和他性情不合，细琢磨，还是有相契合的一面。
批评冯氏的人大多只看到他在那个年代中多变、逢迎的一面，但却忽略他那苟全性命于乱世中所保持的另一种坚毅和超越的性格。冯友兰先生是一代哲学大家，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也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他晚年以８５岁的高龄，居然用十年之功，再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１５０万字的大著作，若是没有那份坚韧挺拔、超然物外的性格，是难以想象的。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４日／韦尔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