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出使俄国期间，受邀观看一次民间游行。俄方组织不慎，挤死压伤了很多人。当李鸿章得知俄官员将把死伤数字详报于沙皇时，他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些大臣太没经验了，我在直隶任总督时，那里因时疫死了几万人，而我向皇帝写奏章时，并不告诉他数字。您说，人都已经死了，干吗还要让皇帝苦恼呢？
李鸿章以为这种老到的清朝官场经验可以唤起俄方佩服，未曾想记载此话的维特在回忆录中叹道：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由一语而判断走在了中国前头，这是不是过分了一点。细想一下，还真不过分。当时中俄的吏治，都是封建的人治，但是，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彼得大帝倡导的励精图治，带来了上下振作，共度时艰的气象。这里头的前提条件，就是开眼看世界，开口讲实话。而当时中国的吏治，虽然在洋务运动的冲击下，官员们开始勉强睁眼看西方，但不幸的是，张口说假话的习惯并没有改变。欺上瞒下之风，仍然作为潜在的官场运作方式，被顽强和普遍地沆瀣于庙堂之间。无怪乎出洋之际的李鸿章下意识地对俄方之举提出“不敢苟同”的看法，尽管背离世界潮流，以丑作美，但他这次倒算是无意中说了一回实话！
在李鸿章眼里，百姓之命如蝼蚁之命一般不值什么，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触及到官位，别的什么都可以牺牲。李的为政理念，从皇权的角度看，似乎也错不到哪里去，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别让皇帝老儿没来由地苦恼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李鸿章和李鸿章们才摸准了脉，得说假话时且说说假，能遮掩处尽管遮，皇上太平，俺也自在，至于地方上的乱子，总不至于一下子掀掉了李某的顶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头再说。在李的内心里，什么民本，就是拿草民的本，换太平之位。
李鸿章是清廷有数的受宠官员之一，他的老到，源于他的为政经验。不用说，李用这套办法，周旋于官场数十年，并没有玩不转，相反还深得上意，博受下爱。无怪乎李逝世后朝廷痛感“梁倾栋折，骤失倚侍”。但是他的老到，并没有给大清带来幸运之光。在无奈之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这套老到的办法，面对世界，根本无法逆转大清国的厄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的下级也用这套办法，搪塞和应付他的严命。例如在他受命谈判辛丑条约之时，赔款问题全是交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４亿５千万两，李照奏朝廷，回电是：“应准照办。”殊不知，列强之意，在于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之举是多么不应该的照转，多么大的丧失原则！
李鸿章生于１８２３年，于今１８０年矣。有人说，要学习这位洋务大臣之新潮、精明、干练等。我看，宜学之处皆可学，但不能学的是他那种“老到”，建立在自负、超然，对苦苦换气的芸芸众生的蔑视感之上。当今之时，应灭除这种“老到”，不能让它再滋新叶。
［王光宇荐自《湖北日报》／夏清泉图《只管敲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