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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冥中我感觉和《清明上河图》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它时的震撼。一个画家敢把一座城市画下来，古今中外惟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而且它无比精确和传神，庞博和深厚，就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都收入画中！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原作的，这幅画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去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画，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临摹时，我选择从画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谁料这不足两尺的画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这一切只有经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画过了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我被这幅画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文革”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除去政治斗争，别无它事，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画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看来完成这幅巨画的临摹应无问题。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画。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对作家心怀神秘又景仰，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画幅太长，画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谁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这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画，就会什么也不要。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音，当即说我给你画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
       艺术的动力常常是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画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和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由于对这幅画临摹得正是得心应手，画起来很流畅。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深更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画。那年我32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画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画。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画随我又一起逃过一劫。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画，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画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画已镶在她家纽约曼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画的照片，却是用傻瓜机拍的，光线很暗，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抽暇去纽约，去看她，也看我的画。我的画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画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画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画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画家还不懂得画可以卖钱，无论求画与送画，全凭情义。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年轻生命中整整一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画了那幅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画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画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画！我想说，受骗多半缘自于一种信任或感动。但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也来自信任和感动吗？你说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骗，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刘 茗摘自《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