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去纽约，不是为了移民、发财，而是为了到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当我走进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上下古今的西方油画看也看不过来，可没想到就在那里，我开始了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启蒙，认清了我们民族从上古到清末的艺术家谱：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伦敦与台北故宫，我所看到的中国艺术经典，竟是我在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上百倍，而且十之八九是精品。
那么，中国大陆的艺术珍品和文物还剩多少？放在哪里？仅以北京为例，据故宫古典书画文物鉴定家单国强先生说，故宫所藏书画约有九万多件，他任职三十多年来，仅只看过其中的三分之一，而１９４９年迄今，故宫展出的书画总量不超过一万件。照此说法，中国人不出国境，就应该看得到大量炎黄祖宗的艺术品，从美术馆得到美术的常识，由美术史牵连文化的记忆。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钱财，缺乏太多设备，更主要的原因，我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面。要好好清理国宝，以今日世界的高水准永久陈列，还不知道要过多久。
齐白石老先生去世后，他的手稿、草图和晚年的精品，全都捐献给北京画院。几个月前，我有幸亲眼看到这批珍贵的文物，总有上千份吧，居然还像半个世纪前那样，以最简陋的方式，就像我们家里收拾早年的信札账单那样，折叠着，放在旧信封或破烂的塑料袋里。为什么呢？因为北京没有这笔闲钱，也没有心思好好整理、装裱、展示，还幸亏靠着画院保护着，珍藏着，动也不敢动。
中国只有一个齐白石，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可是与他差不多年龄的西方画家，譬如长寿的毕加索，在法国西班牙两国不知有多少纪念馆、故居、美术馆，专门陈列他的每张纸片。早死的凡·高，则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园里占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个人美术馆，朝拜者每天络绎不绝。
前年我回到北京定居，发现自己又变得像出国前一般无知。在故宫、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看不到民族艺术五千年的详细脉络，更看不到几件经典的原作。大家知道，绘画是视觉艺术，看不到真东西，一切都是空谈，就像一群聋子在那里谈论音乐。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买到电脑精印的几份珍贵手卷：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北宋李公麟的《海会图》，清代王原祁的《辋川别业图》，清代顾见龙的《春宵秘戏图》。
人但凡得了宝贝，忍不住要显宝，我就捧着手卷给学生去上课，大家看呆了，别说没见过，就是听也没听说。上个礼拜，我又捧去给母校的老院长靳先生、新院长潘先生、还有老师兄老同学看。看过之后，靳先生一人就订购了其中四套，而潘先生说五月访纽约，要代中央美院买一批回来，用于教学。
这就是我们高等美术学院的“人文”现状：我们要到国外去买民族艺术经典的复制品，假如不买，我们连这复制品也没得玩。
公元１４０７年，明成祖下令起造紫禁城，当时西方人才刚从中世纪醒来不久，文艺复兴三杰还没生出来，所以要说我们故宫的岁数，远在梵蒂冈卢浮宫之上，可是今日的紫禁城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博物馆，只是皇宫旧址，因为故宫深院的大量书画文物，就好比一座声名远扬的大饭馆，除了挂出皇家仿膳的漂亮菜单，基本上不营业，不开饭。
中国是亚洲最大、最古老、文化艺术最丰厚的国家，我们动不动就说“上下文明五千年”，到今天，神州大地勉强符合国际收藏标准、陈列规范、开放制度与教育功能的，只有一座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广度、深度、类别、级别，可能还不如美国一所大学的美术馆。
凡是先进国家，尤其是维持民族自尊的国家，都会高度重视美术馆，那是国家的荣耀，国家的脸面。
美术馆的“美术品”，博物馆的“物”，都不是顶要紧的。要说书画，要说文物，我们有，而且有的是，可是，美术馆不是挂几幅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巨大的活的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美术馆，以我的定义，就是提供文化常识，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
我们好像不在乎常识，不在乎记忆。种种杂志、研讨会、拍卖会、博览会、双年展以及名目繁多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级别与名称越来越高，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文化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欣欣向荣……可是在这一切的热闹与喧嚣中，美术馆，作为一条无法替代的认知途径，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却是长期缺席的。
历史的失忆症，必然引发更多的失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大规模失落的常识与记忆，说不过来，这是沉重的话题。
［王翔宇荐自《青年文摘（绿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庄锡龙图《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