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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没有几个。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多年来与他聊天，听到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在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里写到沈从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的确，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然后独自前往北京。黄永玉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在漂泊中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对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些人来说，尽管有漂泊的艰辛，尽管有乡愁，但他们拥抱的是自由，是浪漫。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感到自己终究有一天会挺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舞台上。
        黄永玉把沈从文的人生写得那么丰富多彩，把沈从文的形象勾画得那么感人，想必他在沈从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写沈从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自己。
        两人也有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后，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在“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难以想象，没有年轻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漂泊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技巧，把他磨练得更加适应于复杂的社会。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这样把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冯国伟摘自《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