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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
       任志强现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志强认为：“过去中国都是‘穷人区’，现在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是很正常的，就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也要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以后才能都变成：‘富人区’。”
       值得注意的是，任志强之说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京沪穗等地区，所谓“富人区”已是初具雏形。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地向前发展，然而，先富起来的人似乎并没带动后富起来的人，而是先富起来的人要先住起来，还要用一道高高的围墙，割断和后者的联系。
       四城市凸现“富人区”
       有人说，豪宅，就是要营造出一种空间的奢侈感和私密性。豪宅是有钱人的居所，毕竟上千万元一套的别墅只能成为少数人的消费品。业主们甘愿每月交付上千元的管理费，就为了换取一种高度的尊贵感。社会分层化的趋势促进了富人们的豪宅的聚集——
       上海佘山一带的山景豪宅已然成为所谓超级富豪竞奢之所；北京豪宅遍地，但富人区似乎没有明确的定义，早期的温榆河沿岸别墅群、现在的光彩国际公寓也并未给“富人区”概念一锤定音；广州二沙岛早先以其独立岛屿景观和人文氛围成就了富人们“隐居”的生活追求，但这一富人区新近有被南湖板块和汇景新城抢去若干光彩的趋势；深圳依山傍海的天然优势，使得这个城市的富人区也“随波逐流”，从银湖别墅区到半山别墅，再到小梅沙别墅区，印证的仍然是少数人占据多数人山水资源的传说。
       “富人区”谁住？
       其一：影视明星住在富人区。2001年春天，林忆莲没有带她的先生李宗盛，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名都城。名都城位于上海古北新区，一处高级豪宅区。其实林忆莲在上海的第一处房产是在古北新区的美丽华公寓，只是后来那里造了延安路高架，她嫌那里吵，所以就换了更安静的地方。
       林忆莲其实是上海人，在上海的亲戚很多，她的父母早于10年前就在上海定居，为此，林忆莲经常回上海探望父母。眼见上海越来越繁华，就动了在上海置业的念头。这样的明星已越来越多地入住上海，并在富人区购房居住，成为一种趋势和时尚。在置业购屋方面，体育明星也不甘落后。曲圣卿2001年从辽宁转会来到上海申花足球队。一到上海，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希望在这个城市长久地安居下来。结果，他在新落成的申花队训练基地——浦东康桥附近，买下了康桥半岛一套别墅，价值近百万。乒坛明星江嘉良，在国外赚了钱，就和他的影视明星夫人吴玉芳，在浦东高级住宅区——珠江玫瑰花园置业。明星成了富人区的一个群落。
       其二：外籍高级管理人员。住在富人区的翁先生，是一名拿着澳洲护照的香港人士。在担任某世界著名饮料公司部门经理时，年薪10万美金。由于公司把中国总部从香港迁来上海，他就在上海长住下来。这个富有的饮料公司自然出手阔绰，让他自己自由地在上海挑住处，然后由公司出钱租。结果他发现，公司给他的每个月的租金根本花不完。找了无数的房产中介公司，最后终于落实了位于常熟路、长乐路的一套公寓。公寓对外售价是3000美金／平方，从地段到装潢，都是上海的一等的顶极豪宅。像翁先生这样的外籍高管人员，构成了上海富人区的很大部分人群。
       其三：新兴的CEO住在富人区。1999年兴起的网络热，虽然现在已急速降温，但是，网络公司的CEO们，依然可以享受着高薪带来的优质生活。上海一家著名网络公司的CEO，就住在兴国宾馆的公寓中，体验着网络带来的巨大刺激。这样的新兴CEO在上海已成为一个群体，他们操着流利的英语，穿着或时尚、或休闲的衣服，喝着starbucks的咖啡。网络的降温，虽然导致了一些公司关门、一些公司裁员，但是大部分的CEO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因为有的CEO或把公司出售，或转方向做风险投资、做软件。因为他们有着中西方双面的文化背景，照样可以在上海的富人区中游刃有余。
       “富人区”遭专家和大众反对
       任志强的观点虽然得到了房地产商同行的认可，但是，在许多业内专家和评论家看来，“富人区”尚不宜大力推广。大众对此反应尤其强烈。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的连玉明教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一部分人先住进富人区”不能简单类比。住房是最基础的生活条件，如果一部分人的住房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的观点是：不管从我国国情还是国家建筑土地方面来看，搞“富人区”和“穷人区”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只是任志强的个人论调。
       与时同时，专家认为必须高度关注城市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城市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并扩大的问题，要落实城市社会保障措施，谨防在城镇化中出现“贫民窟”现象。
       都市贫困角落的形成，除郊区农民被迫“圈”进城市外，还有大量旧城区无业的纯居民、下岗工人和困难企业职工，加上众多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
       据调查，超过70％的低保户表示，就业难、看病难、子女学费贵等是影响他们脱贫的主要因素。城市贫困人群收入低，大多数贫困家庭住房面积窄小、破旧，安全隐患严重。此外，贫困市民聚居，出现了城市相对贫困化区域。
       专家表示，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是一种“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只有统筹兼顾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才能避免城市“贫民窟”现象的发生和扩展。
       （徐艳清摘自《新闻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