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位老兄有好几年不曾来信，寒暄之后，头一个要他“交代”的问题是缘何几年坚决不复我一字。他回答说，一言难尽，信太短谈不清楚，写长信又无精力。这才把话头扯了开来。
这位被“扩大”因此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到边陲小市的老九，“改正”后荣任市报总编辑。近几年来，别说他已无心情再写什么杂文，光是应付版面就让他烦恼个没完。一份《新民晚报》大小四版的报纸，本来不难填满。问题却往往出在报纸出版后惹来莫名其妙的训斥。有那么一位准备往上再提的“接班人”，被下放到下面当县委书记镀金，只要挨够时间，起码就是个厅局级干部。谁知道这位却是小偷，一次作案被当场抓获。撬门偷钱已够丑，他却恬不知耻地把工作证亮出来说：“我是县委书记！”大概以为县委书记搞小偷小摸纯属区区小节，与路线错误无关，民警无权干涉吧？民警不吃这一套。于是县委书记当小偷成了新闻见报。
有人认为，把这类事情登报纯属丑化党的形象，于是上告，那结果是他被叫到宣传部训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这样的总编辑，我给你写信谈点什么好？”
确是奇闻。奇就奇在县委书记当小偷。既然报纸上早已曝光过县委书记（或更大的官）嫖娼被抓，强奸妇女被判刑，让大款当狗呼之即来……县委书记当小偷被报纸曝光为什么就构成丑化党的形象罪呢？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
当然，同嫖娼（多半公费报销）、抢劫等相比，小偷小摸的“档次”确实低了一点。但是，这似乎也不能是免于见报的理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概小偷属于“接班人”，小偷出丑，“伯乐”面子上也过不去，因此勃然大怒了。
老友走后，继续读《叶利钦自传》。就那么巧，刚好读到他在莫斯科当市委书记时《莫斯科真理报》被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训斥的那一段。那原因就是《莫斯科真理报》不断地揭丑。例如登了一篇特写《大楼门边的车》，揭私用公家小轿车，搞得整个莫斯科议论纷纷，使得许多人胆战心惊。主编被叫到中央去挨训，幸有叶利钦为他撑腰才得以平安无事。
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让叶利钦认真管教这位主编，叶利钦不吃这一套，说这位主编干得不错，还回敬说：“您最好还是管管您的（《真理报》总编）阿法纳西耶夫吧。”当时，即使强迫党员订阅，同《莫斯科真理报》的发行量大增相反，《真理报》的订户却是不断下降。叶利钦一顶，戈尔巴乔夫只好闭嘴。
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个明白的，发行量的增减也未必是衡量一份报纸好坏的惟一标准。但是，在具体到报纸是否应当暴露消极现象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叶利钦的主张是对的。他在书里写下一段回答这类指责的话也很在理：“这些消极的现象有没有？有。如果将这些伤疤和痛处遮盖起来，我们治愈不了伤口，只能在上面抹上一层甜面酱，以蒙蔽人们的眼睛。任何消极的现象，不管它是多么令人不快，也都要公开出来。”
县委书记竟是一个小偷，实在太丑，但是，这是事实。揭露出来，他确实名誉扫地。如果“在上面抹上一层甜面酱”，那结果诚如叶利钦所说的，虽蒙住人们的眼睛，这位小偷“接班人”甚至还照升不误，结果不仅无助于治愈伤口，恐怕那伤口还得扩大化脓变成恶性肿瘤。因此得咎的总编辑，实在需要撑腰而不是拆台。至于这位朋友因此消极得“四大皆空”这一层，我不欣赏。
［蒋庆坤荐自《沧海遗珠》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卡赞尼夫斯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