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颜伯焘·口号
田耕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以上三十六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箴。据考证，此箴言历经明永乐间理学大师曹端和天顺年间清官年富的创作，最终确定下来，现存西安碑林的“官箴”碑，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时任陕西延绥道台的颜伯焘倡议刻制的。
我一直以为，颜伯焘是一位真正的清官。但是，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让我们认识了历史上真实的颜伯焘。
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的记述中，有较大篇幅涉及到颜伯焘。这年三月，这位被撤职的前闽浙总督返乡时途经漳州城，张集馨时任福建汀漳龙道道台，漳州城属于张的辖区。“至初一日，即有杠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即张集馨）迎至十里东郊，随帅（指颜伯焘）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后因天气原因，颜伯焘连住五日，该县仅招待费就花掉上万两银子，以致县令叫苦不迭，称“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方使县中息肩”。颜总督终于在五日后起程了。但是下一站是哪个县呢，到颜总督的老家广东连平，中间到底还有多少站呢？
据说，颜伯焘倡议刻制的“官箴”碑给现在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因为这篇官箴道出了百姓的期望。但是，箴言不是装潢门面自我标榜的，是需要用心去铭记、去实践的。官箴尤其如此！
宋人胡仔的《
苕溪渔隐丛话》
赵献涛
今年第四期《读书》有杨剑锋先生的《关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2页）一文，其中一处写道：“清人胡应麟《笤溪渔隐丛话》云……”其说有误。首先，胡应麟是明代万历时人而非清人；其次，杨文中的《笤溪渔隐丛话》应正确书写为《
苕溪渔隐丛话》；最后，《
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是宋代的胡仔而非明代的胡应麟。胡应麟著有《诗薮》、《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
清华园里的悲剧英雄
黄爱萍
中国历来有“胜者为王败者寇”之说，为王为寇，固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决定。而对“胜”者和“败”者的关注与评价，却历来是个耐人寻味的话题：生前享尽荣耀的“胜”者未必能在死后还保持美名；生前落寞无闻的“败”者也未必不会在死后声誉日隆。死生与毁誉的难题在清华园的“园子里”也是同样令人怅惘。
曾昭奋先生对于清华园里的悲剧英雄，对于在园子里“不得志”的那一群，特别多一份关注与悲悯。他在《清华园随笔》里从梁思成写到朱自清，再从叶企孙写到钱伟长，尤其是一身正气，直言“犯上”的“钦定右派”黄万里，都在点点滴滴对清华往事的回忆与追述间展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
曾昭奋自己在“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小黑屋”，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他更多的是为他人抱不平：叶企孙，这位培养出了钱伟长、钱三强、胡乔木、于光远、林家翘、朱光亚、周光召、李政道、杨振宁等等精英，取得了“神话般的成绩”的清华物理系创建者，竟在一九六八年因为学生熊大缜鸣冤而被捕入狱，一九七七年“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在凄凉孤苦中逝世”。当代中国的传奇人物黄万里，一九五七年因反对建三门峡水库而获罪。在他的远见不幸成为现实，而他已经离开人世的今天，他的声音才渐渐响了起来。
只会说真话的黄万里因为说真话，开始了他的人生悲剧。但他留在人间的真话，连同他那颗金子般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越来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