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讽今”的名誉不好，应该有些年头了。《海瑞罢官》的遭殃，犯的就是“借古讽今罪”：“彭德怀也是海瑞”嘛！往前推，抗日战争期间在“陪都”重庆上演的《屈原》，也使国民党的中宣部很不高兴，没说出口的罪名依然是这个：借古之专制独裁颟顸愚昧迫害爱国者的楚怀王，讽今之更加专制独裁颟顸愚昧迫害爱国者的蒋委员长。再往前推，想来还会推出一些，从而确定它的“罪龄”。不过这种上推不会推得太远，最远远不过北宋。那时出了一部有名的书，就是毛主席读过十七次的《
资治通鉴》。单看那书名，“通鉴”就是借鉴于古，“资治”就是讽喻于今，也就是“借古讽今”，而起这个书名的人，乃是当时的领袖宋神宗，所以该书属于中央级合法出版物，从此流传千古；那时的借古讽今，用阿Ｑ的话说，“阔的多啦”！其实概而言之，全部历史学的所作所为，莫非“借古讽今”。所谓“通古今之变”，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说的都是这四个字；除此以外，历史学再无目的，历史也就无所谓学了。所以它的名誉，不仅过去香，现在和将来都不该臭，更不犯罪。
不犯罪的东西得了罪，其原因值得好好研究。表面看来，“借古讽今”四个字里面，真正成问题的乃是一个“讽”字，其义为批评为劝戒为讽刺为责备，总之不是好听的话。假如让它下岗，另换一字，例如换成“借古颂今”，大演其盛世皇帝，大拍其死人马屁，拍得活人眉开眼笑，“真想再活五百年”，自然绝对保险，无罪有功。或者换成“借古愚今”，戏说这个格格那个太监，嬉笑打闹皆成历史，即使哄得痴男傻女一代蠢过一代，也算辅佐主旋律的“多样性”，可保绝对安全。既不颂又不愚偏去“讽”，性质就变了，就别有用心了，就图谋不轨了，就罪有应得了，就要坚决查处了。
那么“讽”从何来呢？讽从“借”来。而借甲讽乙的根本条件，却是甲乙之间存在共同点相似点，这才借得起来讽得起来，否则就是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指桑骂槐指鹿为马了。尽管后来在为《海瑞罢官》平反时，说作者吴晗当年完全是承旨写作，毫无讽今即为彭德怀翻案之意；可是海氏彭氏究竟都为百姓的利益顶撞了最高领导，两位最高领导也都为此十分生气，古今二事有了“最大公约数”，这才引起“彭德怀也是海瑞”的联想。可见，“借古讽今”的要素，乃在一，古人曾办何种蠢事坏事；二，今人照样再办一次或多次，与古事同蠢同坏或者简直有过无不及。这才有人士指出，这样的事某人某时办过，实践证明蠢极坏极，或者再加一句因此万万再办不得——这种人可以是历史学家，也可不是；这就叫“讽”。语云不怕犯错误只怕犯同样的错误，“讽”的作用就在避免这个缺点。但它讽入有关当事人的耳朵里以后，却有欣然接受和勉强容忍和勃然大怒的种种不同反应。这最后一种反应，就是吴晗先生被打成反革命的原因，也是“借古讽今”成为罪行的原因。
可以断言，何时何地出现“借古讽今”的罪名，何时何地就一定有人在重复办蠢事坏事且又不听人劝，决心把它进行到底：“史无前例”地办蠢事坏事，其人固然蠢矣坏矣；“史有前例”以后还要再办三办，那就蠢不可及坏不可及了。所以，“借古讽今”的要害，并不在“讽”的这一边，倒在那被讽的“今”是什么样的人呢？
不过一个人只蠢只坏，还未必有本领把“借古讽今”打成反革命。而有本领这样做的人，不仅“借古讽”不得，“借今讽”也不行，他们是真正的老虎屁股，横竖摸不得。记得大约五年前，某省农委的机关刊物编印了一本汇集中央和省委有关政策法规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意在使农民掌握中央政策，抵制乡村干部的乱收费，也就是“借中央讽村长”吧。可是也讽不得，该书居然被当成“反动小册子”挨家挨户严予收缴，收得农家鸡飞狗跳！可见即使不借古而借今甚至借今之中央权威，即使不讽别人只讽小小的村首长，也是有危险的。这里的关键，乃是那拒“讽”的人手里，握有宣布什么东西是“反动小册子”的权力。哈哈，秘密原来在这里！
［选自《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