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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的一个中午，日本中部长野县的一座小城，阳光猛烈，当地中小学生在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下，举行了一场铜管乐合奏表演。成百上千名日本人眯着眼睛，黑压压地围成一片。
       也许是看孩子表演的心情殷切，家长们进入露天的演出场地时，难免有些拥挤，却礼貌而克制，决无混乱。演出开始后，在小泽征尔指挥下，家长们自发地与孩子们唱起同一首歌，表情虔敬，而歌声之整齐一致，犹如事先排练。记者置身其中，望着不远处的一座日式古堡，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表演结束后，人们本来已经站起来，正准备四散离去，突然有一位摄影师站在梯子上，号召大家重新蹲下，照一张全景照。他没用大喇叭，就这么喊了一嗓子，众多的男女老少居然回到原来的位置，摆好姿势，微笑着等待快门按下。
       这个情景令我惊异。
       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花与刀》里说，每个民族都有一幅观察生活的透镜，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透过这一透镜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在那个时刻，我真的感到了因为焦距和透视法的切换而带来的骤然眩晕。我同时也相信，“上帝”给日本的透镜或许是特制的。
       这个国家有着最为顽固的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份子，也有大江健三郎那样为和平奋斗的让人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在表面上，这里看不出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到处整洁干净，人们工作勤奋，极其讲究秩序和细节。快到上班时间，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赶地铁的男人低头疾步行走，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就可能在遍布大街小巷的电子游戏厅的喧嚣中大肆发泄，或者蜷缩街角，成为穿戴整齐的醉酒者。明治神宫，穿着老式日本鞋的工人打扫落叶时动作快得好像背后有人鞭打，让我感到这是一个极为刻板机械的人群；但离这里没多远的原宿，打扮夸张的新新人类又把这种感觉完全掉了个儿。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子，可以在电梯里当着众多女性的面，翻阅色情杂志。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端庄单纯教养良好的女性，也可能是成人杂志的读者……
       这真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度，这种内在的分裂往往让人觉得无法将之压缩到一个时空中去。在日本采访期间，我曾两次得到日本陌生人的倾力相助，一次是买错了车票，地铁站里分发广告的一个人带领我去退车票，然后帮我买了新的车票，直接送到乘车的检票口；一次是我迷了路，求助的那位警察一声不吭地走了很远，把我带到住处门口。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热情？”当我向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中国同行感慨时，他说他也问过日本朋友类似的问题，对方的回答让他惊讶。那位朋友说，事实上，日本人对这样的事情未必真的热情，或者心甘情愿帮你。但是只要你找到他，他就认为这是“他的事情”了，要承担责任，因此要做到最好，即使他很厌恶。
       在日本的初次近距离观察，都会让我们极不平静。我在日本的强烈感受，往往远胜于造访其他国家，首先可能是因为两国未结清的历史恩怨，另外就是虽然具有同一肤色但内在差异巨大。踏上日本国土，意味着一切有关日本的认知碎片：铁臂阿童木、731部队、本田轿车、佳能相机、山口百惠、靖国神社、帮助中国民间索赔者的日本律师、寅次郎……与现实中日本的各种图景迅速挤压叠合进这片狭窄的时空。
       这种强烈的刺激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
       本尼·迪克特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是，描述日本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想一个形容词，同时在字典里找出一个反义词来作为补充。她在《菊花与刀》中对此种矛盾性的表述就极为经典：“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中国人在日本最痛苦的是，日本人炫耀的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赫赫奇迹，大多与中国历史上的屈辱有关，如记者来到樱花烂漫的上野公园时，感到宁静而祥和，但回国查资料，却发现那里是中日海战之后日本狂欢的重要场所。1895年的《纽约时报》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各式各样的花车上挂着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
       在情感上，日本大概永远会是令中国人情感复杂的国家，在访问日本十日之后，竟然使并不新鲜的一句话重新在心中涌动，而且变得格外强烈：国人当自强。
       （韩 宇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