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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母亲的伤痕
作者:刘 墉

《人民文摘》 2005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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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只是拉开衣服,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英寸长的疤痕,说:“看吧!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把你抱出来的。”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又光光亮亮,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随时可能绽开,而让我有点害怕,可是不知为什么,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然后,说:“好可怕!好可怕!”又问一句,“开刀的时候,会不会好疼?”
       “当然疼,娘疼得晕过去。一个多月才能下床,所以说‘儿的生日,娘的难日’,娘生你,好苦哇!”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产物”,从小母亲就管我很严。
       被严加看管的日子,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而是因为父亲生病,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
       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直到有一天下午,母亲苍白着脸,坐三轮车回来,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我的玩兴才过去。我不再能出去玩,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我得披麻戴孝,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
       我要常常守着家,守着我娘。
       父亲死后,母亲对我更严厉了,但是在我做错事,她狠狠骂我,甚至打我之后,又会很脆弱地哭,愈哭愈大声。然后,平复了,她会说:“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接着拉我过去,看我被打的地方,直问“疼不疼?疼不疼?”
       她可以打我,但是别人不能打我。记得当我上初中,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总挨藤条,打得一条一条血痕,被母亲发现的时候,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你这孩子,功课这么烂,再不补习,一定考不上高中。”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教我一阵子数学,无论别人怎么说,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就咱们娘儿俩,再出去补习半天,娘一个人,多寂寞!”母亲说。
       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寂寞的。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烧光了我家的一切。
       母亲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
       当天晚上,下起倾盆大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又把床移来移去,还是应付不了,而且愈漏愈厉害。
       我实在困了,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母亲叫我先睡,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至今我都能记得,每隔一阵,母亲就掀起雨衣,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
       后来,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
       搬到小楼后不久,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我想学,虽然学费不便宜,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正式学画,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教育厅长奖”。
       拿回奖状,母亲点点头笑笑,没说什么。母亲都是如此沉默,我也习以为常。直到高一下学期,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由学校主任陪着,从南部奏凯归来,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才使我有点怅然。
       那一天下着滂沱大雨,主任为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临上车,他突然很不解地说:“人家的爸爸妈妈,有孩子参加比赛,都陪着去,为什么你妈妈从不出现?连你得了这么大的奖,都不来欢迎你?”
       我怔住了,因为我从未想过参加比赛需要母亲陪。我的妈妈是老妈妈,妈妈老了,身体不行了,本来就不必陪。但是那主任的话,伤了我的心,车在雨中行,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我面前的油布帘子上。我觉得有些失落,开始想,为什么妈妈那么冷。
       得奖之后不久,我常胸痛,去检查,医生说是神经痛。有一天夜里咳嗽,肺里呼噜呼噜的,像有痰,突然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
       母亲急了,端着盆子发抖,看我一口一口吐。血止住了,天也亮了,母亲叫车,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为我照X光、检查,接着把母亲叫到隔壁房间,我听见医生在骂,母亲在哭。
       住院的日子,母亲总陪在我身边,常坐在那儿,撑不住,就倒在我床边睡着了,我则把自己的被单拉出去,盖在她身上。那年我十七岁,她已经是将近六十的老人。
       母亲七十大寿之后半年,我离家,去了美国。
       上飞机,一群人来送,母亲没掉眼泪,只沉沉地说:“好好去,家里有我,别担心。”
       再见到母亲,是两年多之后。长长的机场走廊,远远看见一高、一矮、一小,牵着手,拉成一串。母亲虽然是解放小脚,但走得不慢,一手牵着孙子,一手提了个很重的布包。头发更白了,皱纹更深了,看到我,淡淡一笑:“瞧!你儿子长高了吧?”
       从那天开始,她除了由我陪着,回过三次台湾和大陆,其余的十九年,全留在美国。
       母亲是寂寞的。重听,使她活在了自己的世界;渐渐不良于行,又使她常留在自己的卧房中,尤其冬天,她常一边读《圣经》,一边看着外面的雪地叹气,说她要回台湾。只是那时候医生已不准她远行了。
       不过母亲虽老,还是我强壮的母亲。两年前,当我急性肠胃炎,被救护担架抬走的时候,她居然站在门口,对我说:“好好养病,你放心吧!家里有娘在。”
       从担架上仰望母亲的脸,有一种好亲爱、好熟悉的感觉,突然发觉我已经太久太久不曾仰望慈颜。
       她虽然九十一岁了,但是她那坚毅的眼神、沉着的语气,使我在担架上立刻安了心。她让我想起过去几十年的艰苦岁月,都是由她领着,走过来的。
       半个世纪了。这个不过一百五十厘米高的妇人,漂到台湾,死了丈夫、烧了房子、被赶着搬家、再搬家,然后接过孙子,又迈着一双小脚,跟着我,到地球的另一边。除了我刚出国的那两年,她从来不曾与我分开很久。我整天在家,她整天在我的身边。过去,我是她的孩子;现在她像我的孩子了。每次出门,好逞强,不要我扶,我就紧紧跟着她,看个胖胖矮矮、走路一颠一颠的大娃娃走在前面。
       今天,2月18日,那一幕还在眼前,我的母亲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她是心脏衰竭离开的,像是睡着了,睡到另一个世界。我带着妻,在她床前下跪,磕了三个头。如同她活着的时候,我摸摸她的白发,亲亲她的额头,又亲亲她的脸颊。她的头发仍是我熟悉的味道,她的脸颊还那么光滑,只是已经冰凉。
       医院的人过来为她收拾东西,拔除氧气管、胃管和尿管,床单掀起来,看到那个熟悉的疤痕,我的泪水突然忍不住地涌出来:
       “就是那个长长的伤口!妈妈!我绝对相信我是您剖开胸、剖开腹,从血淋淋的肚子里抱出来的孩子。”
       (水云间摘自《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