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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岁，徐立之离开香港，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52岁，他从多伦多回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学校长。董建华称他为“全球基因学权威”，媒体认为他是“诺贝尔奖热门人选”。
       徐立之的到来，其实暗合了一种转变——香港教育从英国传统向美国模式转变。
       目标不仅是中国第一
       2005年，徐立之被评为香港“最佳大学校长”。
       谈及香港大学朝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徐立之有一种简单的直率。对于目标的解释，他非常平和。
       “香港第一，没什么；中国第一，意义就大多了，但我们追求的目标还应该更远一些，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距离并不是很远，但条件还不充分。”在徐立之看来，香港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因，同样在于机制，“在美国，学者做研究都是自己找经费，如果一个大学请你，肯定会问你能带多少钱来。耶鲁大学的教授一年7万美元，这是他的底薪，还有额外的加薪、补助，10倍都可以。怎么拿到这10倍的补助呢？那就看你能拿多少钱回来。但在香港就不是这样的制度，基本是学校来分配。是不是香港没有好的老师呢？我看也不是，制度上受限制。就比如一支足球队，每个球员都很优秀，但是没有踢球的机会。”
       被刷掉的内地状元
       说起香港大学在内地的招生，徐立之显得很兴奋，“港大很受欢迎，去年我们在内地招生250名，报名就有1700、1800名。”记者知道有10多个内地状元都被刷下来了，问徐校长为什么。“我们要考察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我们检查的是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提倡的是通识教育。
       “港大是本港第一个和国外有交流的大学，所以每年有700~800名学生可以到外国去学习，也就是20％的学生有机会到海外去。大陆的学生也看中这一点，所以清华、复旦很多学生愿意到港大来。”“政府有规定，在不影响香港本地招生数量的情况下，内地招生不超过10％。港大一年能收的学生是2700多，不超过3000，这是政府给我们的名额，按人头给我们经费。10％的名额中，有4％是政府给的，每人20万的经费，而另外6％是不给钱的，只能自己想办法。”
       “社会对学生的需要，不再是专科上的需要。怎样去培训一个优异的学生，一直是我们辩论的中心问题。”
       从研究转向行政
       看徐立之的早年，很少有人能预见他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尤其没法想象到他能当上校长。
       家里环境不太好，他是大儿子，念书的时候必须在外面兼职，给小学生补习。进入大学的时候所有课程只有一个A，就是生物。“其他就很差，要背的东西不行，记性很差。”“我大学是在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搬到中文大学现在的校址，研究生没有宿舍，住在学校外面，条件很简陋，干脆回到实验室住。整天整夜做实验。对前途不怎么清楚，但也并不迷惘。
       “研究生毕业想出国，打了50份履历寄给不同的学校。有3所学校收我，但是没有奖学金，那怎么念书呢？刚好有一个国外的访问学者，介绍说一个教授招生。就这么去了。”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徐立之，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创新基金会院士，并于2000年至2002年担任人类基因组织（HUGO）会长一职。曾获加拿大勋章、安大略省勋章、加拿大国会Killam奖。在基因研究领域，他的一些突破被认为是将来诺贝尔奖的一个热门方向。
       回到香港之后，他逐渐远离了研究工作，专心于行政了。“一个科学家一生有一个创新就不错了,不可能常常创新的。但有时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我们发现SARS，比如发现糖尿病的基因，基因的技术就是创新，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就是有新的技术贡献出来。这样算，我的贡献已经很多了，但我只是比别人做得快一些而已。”记者问道：“都说您是很平民的校长，公众形象以外的您，是怎样一个人？”徐立之答道：“科学家都是看他做的事情的，不是看他这个人的，只要他把事情做好了就行了。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不会让失败来影响自己。”
       （李 楠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