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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乡人——卜瑞邦
       罗马尼亚小说家卜瑞邦( Nicolae Breban)迎于巴黎机场。
       一九七二年, 我们邀请卜瑞邦到爱荷华来, 罗马尼亚政府没有批准, 他是被禁止出境的人。 那年我和Paul去罗马尼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碰巧和他迎面而过，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每年坚持邀请, 他终于在五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到了爱荷华。他送给我们一张唱片, 赞菲尔的(Georghe Zamfir) 潘神箫吹奏的罗马尼亚民歌。每逢他和作家们到我们家, 就听那寂寞的牧羊人, 冬天的鸟, 美丽的梦, 黑玫瑰, 花神的舞蹈……不自觉地都跳起舞来。 罗马尼亚的乡村、田野、 村姑、 牧羊人, 在箫声荡漾中映现在鹿园上了。 卜瑞邦着了魔似地在那已失去的美好时光中独自漫舞。 我们都停下了。 他仍然旁若无人, 恍恍惚惚舞下去。
       一九八八年, 十一年之后, 我们和他在巴黎又见了, 晚上和他一同到阿尔萨斯饭店吃饭。
       我离开布加勒斯特已经两年了, 现在在巴黎生活得很好。 卜瑞邦告诉我们：我可以写作, 我有个很好的妻子, 柯莉丝婷, 我母亲还活着。 我们没有钱, 但很快活。 柯莉丝婷在艺术书店工作, 开始很辛苦, 现在她是经理了, 刚刚到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去了。 她要我专心写作, 我在写一个大部头的小说, 已经写了两千页了, 大概还要写两千页。
       很有托尔斯泰的气魄。 我说。
       不, 不。 托尔斯泰是上帝。 我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十九世纪很伟大。二十世纪是十九世纪的败家子。
       说得好! Paul 赞了一声。
       我们去酒吧喝酒。 幽幽的灯光, 三三两两的年轻人, 每张面孔表情生动, 都在热烈地谈着什么。 一个中年女人, 独自靠着酒吧的柜台, 微低着头, 仿佛在沉思。
       这幅酒吧的画必须莫奈来画。 卜瑞邦望着酒吧的人说。
       很对! Paul说: 你看这一张张年轻的脸, 青春真是好呀, 年轻人可不要浪费了。
       清晨。 卜瑞邦一见到我们就说: 今天我们要走上阳光道。
       他开车带我们去游法国南部。
       细雨。 农舍。 田野。 远山。 古堡。 彩色的树, 翠滴滴的绿, 洒着闪闪的金。
       我们驶过布尔刚尼 (Bourgogone) 和麦匡(Macon), 都盛产红葡萄酒。 我们在一片树林边停车野餐。 卜瑞邦将家中冰箱一扫而空, 火腿、瑞士奶酪、羊奶奶酪、 法国面包、西红柿、猕猴桃, 全带来了, 然后拿出几根香肠, 向Paul亮了一下: 德国香肠! 他们俩的祖籍都是德国。 最后他两手各举一瓶石榴红的酒, 大叫一声: 百根滴!
       我们在林中草地上坐下。
       卜瑞邦举起酒杯说: 为了生存!
       有尊严地生存。 Paul 说。
       对! 我说。
       三人一仰而尽。
       卜瑞邦为我斟酒。我说: 够了。
       象征吧, 象征继续生存下去, 这个很重要。
       我笑说: 继续喝下去, 我就倒下去了。
       我们三人在疏林微风中, 大吃大喝了一顿, 又上路了, 沿着隆河行驶。 经过里昂, 一九八七年曾在那儿审判纳粹, 大战中纳粹在里昂杀害了许多犹太人, 甚至学校的小学生也不能幸免。 沿着隆河继续行驶。 到了水上, 我就回乡了, 虽不是长江, 虽不是黄河, 江河都是天长地久地流下去, 叫人想到远方, 想到生命的源流。 更何况沿河杨柳依依。
       车内流荡着舒曼的《童年小景》。
       霍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的演奏。 卜瑞邦说。
       我说: 他流放六十年以后, 一九八六年回到苏联, 有两场演奏, 非常动人。他弹的《童年小景》, 满心的乡情都从他手指尖流出来了。我听得感动得流泪。
       我见过霍洛维兹。 Paul说。
       你怎么见到他? 在美国吗? 卜瑞邦问。
       不,不,在地中海上的艾泽村, 古老的法国村子, 在蒙特卡洛和尼斯之间。 说来话长。 你要听吗?
       Paul, 我就爱听你讲故事。 卜瑞邦说。
       你可别打断我。 Paul笑着对我说: 你听过了。
       岂止听过了, 听过许多遍了。
       Paul 大笑说: 可怜的华苓! 好, 一九三二年, 我第一次去英国, 在康纳德的船上碰到巴洛。 他是作曲家,交响乐团指挥, 热心赞助音乐。 他一生献身音乐, 写歌剧、交响乐和室内乐。 巴洛是位活跃的开明分子, 很有钱。 他在纽约和鳕鱼角(Cape Cod)、在法国的艾泽村和巴黎的家, 都是艺术家和音乐家聚会的中心。
       巴洛的妻子尔妮丝塔(Ernesta)是个大美人, 出身费城世家, 才貌双全, 充满活力, 脑筋灵活, 是有名的室内设计家, 为时装Vogue杂志和《大西洋月刊》写稿。 据说她第一任丈夫是位美国外交官。他们在巴黎结婚, 立刻坐夜车去地中海。 尔妮丝塔一头黑发, 过了一夜, 全白了!
       我们大笑。
       从英国回美国以后, 我上哥伦比亚大学,常去巴洛在纽约的家。 他家有一间特造的音乐室。 尔妮丝塔在法国发现一座十八世纪废弃的古堡, 买下了古堡的石墙和木料, 运回纽约, 造了一间音乐室。四面石墙, 加上二百年之久的木料, 将最轻微的音波、最准确的颤音全集中在那间屋子里了。你就整个浸沉在音乐里。我一直喜欢音乐。但是, 我这个从马房来的年轻人, 突然坐在那样的音乐室里, 听朱利亚四重奏, 那是我从没梦想到的。我也没在其他地方听过那么美妙的音乐。
       Paul, 我打断他的话。卜瑞邦要你讲霍洛维兹呢。
       好, Paul说。 我和霍洛维兹怎么碰上的呢? 一九三三年我考上牛津的若兹学者研究金, 十月到牛津。 巴洛写信邀我去艾泽村过圣诞节。他在艾泽村的堡垒, 建筑在罗马时代一座古庙的基石上。圣诞假期第一天我就乘夜船过英法海峡, 那样可以省一天旅馆费。 然后坐火车去巴黎, 再换车去尼斯, 那儿是离艾泽村最近的火车站。 艾泽村在面对地中海的山上。
       圣诞节前一两天, 巴洛告诉我: 我请了几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来吃圣诞节晚餐。 我问: 法国人吗? 他说: 俄罗斯人。
       三位流放的俄罗斯音乐家在圣诞节那天来了。 霍洛维兹、皮雅蒂戈尔斯基(Gregor Piatigorsky)和米尔斯坦 (Nathan Milstein)。他们都是在俄国政权改变之后离开苏联的。霍洛维兹和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女儿宛妲(Wanda)一道来的, 他们就要结婚了。圣诞晚餐非常丰富。 我喝了许多酒, 比我平时喝的多得多, 而且是好酒。我在爱荷华的家从来没有酒。酒是不准进我家门的。饭后我们去客厅,那儿有架大钢琴。
       想想看, 刚从爱荷华来的这个马车夫的儿子, 在一天晚上见到三位大音乐家! 巴洛的家很大, 半圆形, 客厅正好在半圆的末端, 坐在那儿, 地中海就在眼底下。 皮雅蒂戈尔斯基是个魁梧大汉。 很多音乐家拿着大提琴就显得人很小。 但是, 皮雅蒂戈尔斯基拿着大提琴, 轻而易举。 他的音乐充满感情。 这都是我多年以后了解的。 那天在巴洛家, 他并没带大提琴来。 米尔斯坦也没带小提琴。 那天并没准备他们演奏。 但是, 霍洛维兹看到巴洛的大钢琴, 再也忍不住了, 立刻坐下弹了起来, 向他未来的新娘炫耀一下子。 他开始弹得非常轻柔。 他的感情, 不是从他脑子里, 而是从他手指间流泻出来的。
       我正坐在钢琴前面的地上。 我睡着了! 霍洛维兹下了决心要我醒来, 使出浑身解数, 在钢琴上猛敲猛打, 弹出最响亮的乐曲, 而他是那个时代弹得最响亮的钢琴家。 我终于醒了。所有的人大笑。
       卜瑞邦、Paul和我也大笑。
       Paul笑着继续说: 他们不但不说我这个小子无礼, 反而觉得很有趣! 客人走了以后, 巴洛对我说: Paul, 你的表演非常成功! 你是世界上惟一听霍洛维兹弹琴听得睡觉的人。 一场伟大的胜利!
       Paul, 你的生活真是丰富。 卜瑞邦说。
       嗯, 我很幸运。 第二年复活节我去艾泽, 在摩纳哥碰到毛姆。
       毛姆? 我非常喜欢他的小说!
       《人性的枷锁》, 我尤其喜欢。 我说。
       啊, 好书! 你怎么碰到毛姆? 卜瑞邦问Paul。
       在蒙特卡罗赌场。 一天晚上, 我和巴洛的一些朋友在他家喝了很多香槟, 听了一晚的音乐, 就开车去蒙特卡罗赌场。我第一次去赌场, 那些赌徒看上去很可悲, 尤其是女人, 浓妆艳抹, 毫无表情, 硬邦邦干巴巴的脸, 化了妆的死人。夜晚醒来, 在枕上看到那样的脸, 一定很可怕……
       你假若和那样的脸同床共枕, 你也很可怕。 我笑着说。
       你知道吗? Paul对卜瑞邦说。 娶老婆不要娶聪明女人。
       没办法, 我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卜瑞邦笑着说。
       Paul继续说下去: 那些赌徒两眼盯着绿色台子上的筹码, 输赢不眨眼, 也不说话, 别人都不存在了。那是世界上一小潭死水, 流不动了, 活不下去了。赌场上有许多流放的白俄。 不过, 那赌场也有吸引人的地方。 赌场正在地中海上, 你可以站在大窗前面, 看着白浪涌来, 打在你脚下的岩石上, 打得粉碎, 哗啦一片白沫, 喷进灯光, 就在你窗外, 就在你眼前。 地中海是天下最壮观的海, 蒙特卡罗的海又是它最美的一景。
       Paul, 我们要毛姆呀? 我笑说。
       卜瑞邦笑笑, 表示同意。
       好。 我们在那宽敞的楼梯上往上走, 毛姆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站在楼梯顶上。 巴洛向他介绍我, 说我是从美国来的,写诗。毛姆有只脚是畸形的, 走路一瘸一瘸。他介绍那年轻人是他的秘书。毛姆是同性恋, 你知道。 英国人不像美国人, 见面必握手, 他只是点点头, 说了声很高兴见到你。 我们交谈了几句话。 最后, 我说: 毛姆先生, 别见怪, 我还是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读过你的《人性的枷锁》。他说: 很遗憾。为什么? 我问。 他说: 我的短篇小说好得多。 他叫我读一读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全是以亚洲为背景。他有名的短篇《雨》, 就在那集子里。我在艾泽读了。
       我们三人就在那样的谈话中, 向着日光下若隐若现的阿尔卑斯山峰驶去。 明亮的远方。 变幻的云海。 三三两两的红顶小屋。 两旁起伏的山丘。 修长的白杨, 一棵棵, 纤柔而孤傲地, 在暖人的日光中随风招展。
       阿维尼翁
       阿维尼翁, 古老的石头城, 从一三○九年到一三七六年, 是罗马天主教的圣地, 一连九个教皇都在阿维尼翁。 后来, 天主教在此分裂, 主教不在梵蒂冈属下, 一七九一年成为法国领土。
       小巷, 青石板路。小巷尽头, 突然闪出一片彩虹。一抹红, 一抹紫, 一抹红, 一抹紫逐渐淡上去。 小巷角上一栋石屋, 楼上一扇窗子非常明亮, 一个女孩站在窗口, 背着光, 女孩只是个年轻的影子。 她依着窗口向外看, 等待着一个人吧。
       古城在夕阳中一点一点暗下去了, 余晖忍不住在石头城上逗留一下子。 三两个人坐在石头上, 仰望着顶上夕阳中的石像——十字架上的耶稣。
       对面电影院墙上, 贴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画, 正在放映电影《耶稣最后的诱惑》。
       “安全与核”的会议正在古城召开, 讨论如何阻止核危害。
       我们和卜瑞邦就在那个充满矛盾、既古典又现代的二十世纪的小城中游荡。
       天逐渐暗下来了。总得找个歇脚的地方吧。 旅馆号称主教城, 一间间矮矮的石头屋子, 很可爱, 立刻订下房间, 迫不及待地又去古城溜达。 回来发现旅馆老板竟将房间给人了。 跑到广场上市政厅对面的旅馆, 也没房间了, 年轻的老板终于为我们找到城外的旅馆, 不会露宿街头了。 驱车直奔旅馆, 一进房间, 仿佛回到美国公路旁的车间旅馆, 简陋的现代设备, 但很干净。放下行装, 三人又驱车到古城, 在小巷中随意溜达, 转来转去, 终于转到广场, 很像威尼斯水城, 随意左兜右转, 终归回到广场。
       Paul坚持去市政厅对面的旅馆吃晚餐。 他说: 那老板对我们很好, 为我们找到住处, 我们就应该照应他。
       在餐厅坐下, 要了百根滴, 点了菜。
       卜瑞邦说: Paul是个很有风度的人, 他要回报对他好的人。
       我点点头: 嗯, 他是个好人, 他说他这辈子受到很多人的特别照顾帮助, 才有今天。 现在他对人好, 有时过分的好, 甚至对陌生人也好, 那也就是他对他们的回报。 他对我很好, 对我的儿女很好, 对我的家人都很好。
       也许他是爱你吧。 卜瑞邦笑着说。
       是吗? Paul。 我摸摸他的头。
       我得考虑一下。Paul故作严肃状。
       你们俩在一起很美。 卜瑞邦说。
       你和柯莉丝婷也一样。 我说。
       我是被动的。 她全心全意爱我, 我接受了。 开始的时候, 我把她往外推……
       为什么? 她很美, 聪明, 苦干。 你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妻子?
       我要她去结婚生子, 有个完整的家庭。 她完全是为了我而生活。 她离婚等了我十二年, 我们一九八六年才在巴黎结婚。
       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在巴黎初次见到的柯莉丝婷。 一个温暖如春的女子, 亭亭身段, 丰润的脸, 笑起来可真是芙蓉如面, 整个人散发一股内敛的力量, 是那种经过苦难而凝成的力量, 你可以感觉到, 但不耀眼。她本在罗马尼亚一学院教心理学, 为了卜瑞邦, 来到巴黎, 下定决心, 从头做起, 找工作糊口, 支持她心目中的天才丈夫写作。 终于找到一个画廊书店的工作。 捆扎大包大包的书和画册, 一天下来, 两手出血。 中午必回家和丈夫一道吃午饭。 晚上将丈夫的小说译成法文。 我们见到她时, 她已是画廊书店的经理了。 我们和他俩在塞纳河边散步, 走着走着, 他们就搂起来接吻。Paul笑对我说: 我们得盯着这对年轻夫妇, 他们必须守规矩。
       柯莉丝婷比你年轻得多吗? 我问卜瑞邦
       嗯。 年轻十二岁。 现在, 还可以。 但是到我老了……
       没问题。Paul比我大十七岁。
       那就好。 我第一个妻子很美, 很聪明, 有精神病, 我不能离婚……
       我和我前妻的情况, 和你们完全一样!Paul说。
       七四年, 她上吊自杀了。卜瑞邦说。
       啊, 人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死亡。 Paul说。
       人的生活是死亡的结果。 夫妻关系是最根本的人的问题。 我的小说写夫妻关系而衍生的人的问题。
       你离开罗马尼亚, 流放在巴黎, 对你写作有什么关系吗? 我问卜瑞邦。
       我活在过去, 在哪儿写都一样。 不写的时候, 我才活在现在。 我若留在罗马尼亚, 准会坐牢。 七二年, 你们到玛玛亚海边作家之家, 我看到你们, 没打招呼, 那时候许多人都拥护齐奥塞斯库, 我是批评他的……
       你为什么没在法国申请政治庇护呢? 我问。
       我若有政治庇护, 就回不了罗马尼亚了。
       你想念罗马尼亚吗?
       现在不想。 但是我终归要回去的。 现在, 我正在写七个长篇小说, 各自成一体, 但是一整套小说。 只有在巴黎, 我才能写下去。
       一九八七年法国的《世界报》选出五十年来世界八十位最好的小说家,卜瑞邦是其中之一。
       饭后已近午夜, 三人又去小巷溜达。溶河, 断桥, 石头城墙, 石砌教堂, 蒙蒙的夜空渗着微光, 那中古石城竟很柔美了。我想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头发披散在长袍上, 就在那样的夜光中, 溜到小巷尽头去幽会。
       我们走到小巷尽头, Paul突然指着一栋屋子楼上的窗口大叫: 看! 那是谁?
       毕加索! 他在窗口盯着我们! 我说。
       活脱儿的一个毕加索! 卜瑞邦说。
       啊! 原来是一幅有立体感的毕加索画像。
       阿尔勒——寻找梵高
       阿尔勒是西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废墟。 罗马帝国的城墙, 经过世世代代沧桑, 断断续续, 留念不舍地绕着阿尔勒。古城依山蜿蜒而上。 建于纪元前一世纪的斗兽场, 半圆形, 可容两万观众, 现在是斗牛场了。 当年那斗兽场是将基督徒扔进去, 人和兽斗, 人终被兽吃掉。
       现在可是人斗人了。 人也可以吃人的。 Paul说。
       一点也不错! 卜瑞邦说。
       我们一到阿尔勒, 就寻找梵高的故居。一条又一条小巷, 兜来兜去。
       Paul 说: 梵高有些重要作品是在阿尔勒期间画的。 这儿一定有他的博物馆, 一定可以找到他住过的地方。
       卜瑞邦说: 高更也在这儿住过一阵子。 两人闹翻了, 梵高拿着剃须刀追, 结果把自己左耳割了一半, 据说他跑到妓院, 把血淋淋的半只耳朵给一个妓女,对她说: 好好保存这东西。
       我们三人大笑。
       我说: 艺术家的毛病发挥到了极致——自毁倾向,自我崇拜。
       Paul 说: 一点也不错。 梵高那幅自画像就是那个时期在这儿画的。他后来进了疯人院。
       他怀才不遇, 死后才出名。 卜瑞邦说。
       现在他一幅小小的花卉画, 有个日本人出了三千八百万美元买去了。 Paul 说。
       我们三人边走边谈, 逢人卜瑞邦就用法文问: 梵高住在哪儿?
       路人摇摇头。
       又问: 梵高博物馆在哪儿?
       路人摇摇头。
       我们只好走进又一条小巷。 一个小店的橱窗摆着梵高画册。 好, 终于有人知道阿尔勒曾经有个梵高。 三人喜不自胜, 走进小店。 一个面貌清秀的女孩笑脸相迎。
       我们找梵高博物馆。 卜瑞邦用法文说。
       现在还没有, 也许明年会建立梵高博物馆。
       你是阿尔勒惟一的一个人知道这儿曾经有个名叫梵高的画家。
       我是画家。
       你在这儿一定很寂寞。 梵高在这儿被遗忘了。 Paul 说的是英文。
       我知道。 这是没办法的事。 女孩用英文回答。
       梵高的故居呢?
       女孩用法文对卜瑞邦讲了一下, 一面用手比划着。
       卜瑞邦好像得到肯定的回答, 只是对我们说: 走吧!
       Paul伸手和女孩握手: 我很佩服你, 寂寞的艺术家。
       走出小店, 卜瑞邦叹息了一声: 他们忘记了梵高, 但是记得斗兽场, 恢复了, 常常有斗牛表演。
       三人在依山小巷兜圈子, 最后看到三个老人在路边喝酒。
       你们知道梵高以前住的地方吗? 卜瑞邦问。
       知道。
       好, 在哪儿?
       一个老人指着小巷尽头一栋黄色楼房说: 梵高就住在那儿, 但是战争中毁掉了, 楼房是以后盖的。
       我们三人都不愿去面对那再造的历史。 信步溜达突然发现褪色的梵高那两个字, 原来是家餐馆的招牌, 隔着小巷, 还有个叫高更的酒吧。 木门, 木板窗。
       无论如何, 阿尔勒还透着木料香, 也没有闪闪烁烁的霓虹灯。
       埃可丝
       古罗马的威力, 公侯伯爵的荣耀, 隐没在埃可丝的废墟中了。但是, 走过那寂寂小巷, 洁净的庭院, 石雕英雄的喷泉, 杏黄泛黑的沉重楼房, 你仍然沐浴在那盛年古风中。 夹道高大葱翠的梧桐, 婉婉向上结合成一溜新月。
       早上一出门, 就是一片鲜花, 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花市。繁花似锦, 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在这儿可真觉得真切。 走过杂货市场, 只见一人, 啪的一下, 一手将一把大刀扔在身前的矮桌上, 有腔有调地唱着, 拿起一张纸, 凌空哗的一下, 切了一条, 又一条, 大大小小的刀, 一把一把啪啪扔在桌上, 一张一张纸哗哗切成条, 一面唱着: 买一把, 送一把。 行人停下看着他耍刀, 争着买刀。 他卖了一副刀, 又接着耍下去。 他那江湖气派, 撩起儿时记忆。 那正是小金童教我唱小白菜的时候, 我怕看血, 怕看枪, 怕看一切杀人的武器, 但是, 看到江湖人耍刀, 我就要看下去, 坐在小金童肩上, 一直看到散场, 只因为江湖人耍刀耍得潇洒, 耍成了把戏, 没有杀气。
       埃可丝的人行道和马路一样宽敞。我们去俩小子酒吧吃午饭, 只见梧桐树拱下, 一张张小桌, 坐满了人喝咖啡。走进酒吧, 猛然一惊, 不知哪个我才是真我。四面墙全是镜子, 一个一个幻影。侍者一抹小胡子, 招待我们坐下, 递给我们菜单。 即令菜单也讲着文化轶事:
       一八三○年代, 两个流浪汉到埃可丝就停下了, 开了这个俩小子酒吧。 你坐的地方, 就是沙特、毕加索、塞尚坐过的地方。 他们常常在晚饭前四五点钟来, 逗留几个钟头。 这个历史古迹可用小说家莫里亚克的话来作见证: 我每年到这儿来, 坐在这廊下, 只为要证实那一溜梧桐永远在那儿, 证实幸福仍然可求, 只要青春延续下去。
       我究竟在哪里呀?
       南斯拉夫一九八八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三天国际作家会议, 有六十八位作家, 从世界不同的地区被邀参加, 讨论的主题是“流放与文学”。 从美国去的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美国桂冠诗人史传德(Mark Strand), Paul Engle 和我。
       我被主席点名在开幕那天上午讲话。 我说二十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 我从中国历史上流放的人物, 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 谈到广义的流放：隔离社会, 或是家园, 或是故土, 或是政治主流, 都是流放。 坐牢是流放, 离开家园是流放, 甚至在自己的家园, 也可能流放。 还有被迫的流放, 自我流放。 屈原, 李后主, 蔡文姬, 是被迫的流放。 陶渊明, 不见经传的诗人寒山, 是自我流放。 现代中国作家, 如沈从文, 卞之琳, 他们后来几乎都停止创作了, 也是自我流放。 而流放异域的作家处境最可悲, 没有家园, 也失去了母语, 他们必须拼命抓住自己的母语。 母语就是故乡。
       我自己呢？流放了一辈子。 我是故乡的日本租界的中国孩子, 租界公园门口挂着“狗与华人免进”的牌子。 抗战时期, 我是流亡学生, 到处流浪。 我在台湾是“大陆人”, 在美国是中国人, 在中国是华裔美国人。我在大会上讲着讲着, 自己笑了起来: 我究竟在哪里呀?
       在会议上讲话的作家多着重母语对作家是多么重要。
       一位南斯拉夫流放加拿大的作家说: 当我离开南斯拉夫, 我没有背叛我的国家。 我爱我的国家。我已入加拿大国籍。 那个不相干。 我仍然爱我的国家。 我常常梦想南斯拉夫的蓝天和云彩, 闻到祖母烤出的热面包香, 看到她在园子里种玫瑰花的笑容, 听见……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布罗茨基说:刚才有作家把流放称为戏剧。 流放可不像戏剧那样有趣。 不过, 作家在异国的陌生人之中流放, 比在自己国家流放好得多。当我初到美国的时候,很意外的收到流放美国的米沃什 (Czeslaw Milosz, 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的信。 他说: 我知道你很害怕。 你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写作。 假若你不能写了, 那也很好。 你写不出, 不是因为你没有才能。 对于作家而言, 流放是最正常的处境。
       一九七五年左右, 我和Paul曾邀请布罗茨基到爱荷华。他刚到美国不久, 含蓄, 沉静, 透着点儿忧郁。 一九八八年的今天, 在贝尔格莱德重见, 他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了, 是一个打了场胜仗的战士, 有点儿疲倦吧, 目光却咄咄逼人, 透着点儿狠, 曾经拼过你死我活的那种狠。 他就在头一年一九八七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布罗茨基在贝尔格莱德大剧院朗诵诗。 剧院挤满了听众。 人人打扮得如赴盛宴, 叫人感到塞尔维亚是注重诗的民族。 布罗茨基先用俄语朗诵, 再由当地人朗诵翻译。 俄语是男性的语言, 铿锵有力, 透着俄罗斯民族的悲怆。 从布罗茨基朗诵的韵律和节奏中, 可以感受到一股磅礴的气势, 一股撼人的力量, 宛如莫斯科广场的钟声。
       布罗茨基朗诵后, 要听众随便提问题。 他对各种问题回答直率:
       我在我的国家生活了三十二年, 绝不以游客的身份回去……
       我的国家没有我可以干得很好。 我没有我的国家也可以活下去……
       人们有健忘的才能, 忘记现实, 忘记政治现实。 人民有表示他们是牺牲者的自由……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写诗。 有个诗人, 比我大七岁, 我把写的诗给他看。 他逐渐喜欢我的诗了。我从他那儿学到写诗的秘诀: 尽少的形容词, 尽多的名词, 名词是具体事物……
       我绝不会放弃我的母语。我的国家最好的东西, 就是它的语言: 俄罗斯语。
       二○○五年元月雪夜爱荷华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