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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闲来无事，一口气看完了《傅雷家书》。再一次让我想到傅雷的死因之一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当年，傅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留学波兰的傅聪如楼适夷先生所描述的那样“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
       此事如何理解，确实颇费周详。因为，我们不少报刊文章常以去国归国之类的事作为评价爱国与否的标准，而我一直吃不准，便也一直不置一词。当然，现在已宽松许多，对这个问题也淡化了许多，但一涉及到对人物，尤其是名人的评价，这个问题似乎依然绕不过去。
       这傅聪究竟是走了好，还是回来对？文化大革命中，上海还有一位女青年钢琴家顾圣婴她没有一个“右派爸爸”，依然被迫害自杀身亡。而傅聪因为在国外，不仅免于一死，并获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这两件事，究竟哪一件对中国更有好处？我的看法是傅聪更正确。别人在“关门打狗”，我们不能扮演“死狗”的角色来体现爱国主义。我们更不能赞扬“打狗者”为革命圣贤，而谴责不愿甘当“死狗”的人物为“叛徒”。
       当年，鲁迅在遭到迫害，为个人安全躲进日本租界的医院。这丝毫不损害鲁迅的伟大形象。
       老作家韦君宜曾回忆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坛。她痛心地看到在这种政治运动中，有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甚至为了自己平步青云，“揭发”朋友；更痛心地想到自己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为了服从更高的领导，不得不违心地为朋友“定罪”，向朋友“宣布”划右派的决定。她痛心疾首地呼唤：“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57-58页)这“远游美国”的念头是否属于”罪恶的闪念”？而她面临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人格安全”。
       这其实是并不深奥，极其普通的道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一家在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位厨师的掩护下离境出国。这位值得尊敬的普通人对于保护人才的认识，远高于那些手握重权的高官们。毁灭人才，保护人才，这才是爱国与否的真正标准。暂时离开国土，这只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
       这种手段，我们的革命前辈都运用过。孙中山是在国外筹集资金、积蓄力量，然后转入国内，推动国内革命。中国早期革命家，著名的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一批青年，他们也是要国外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救国的本领。马克思的行为更是一个代表。他是德国人，却没有说为了“热爱祖国”就留在德国听任迫害，而是躲在了英国的图书馆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
       中国有句老话：“人心所向”。我们真要爱国，就得创造“人心所向”的环境。物质待遇固然是“人心所向”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绝对的。当年，多少有志之士奔赴延安，谁都知道延安是个穷地方；当年，多少有志之士，拒绝优厚的薪金，历尽艰辛，从海外回归刚刚解放的祖国，谁都城知道内战方休，离富裕还远得很呢。他们选择的是希望。这希望是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比中萌发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专制的黑暗王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则是光明的民主圣地；国民党的官员腐败，共产党的干部清廉。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人们在共产党方面看到了希望。于是，千山万水，路远迢迢，奔赴而来。所以，人才的流向透露了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评价，任何统治者都应从人才的流向中反观自己的政治状况；你民主吗？你廉洁吗？
       由于种种具体的条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选择理想的去处。但，大家争吃的葡萄，我虽未能争到，仍需要客观地承认葡萄是甜的。惟其如此，才能认清自己的处境，着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什么叫好环境？人宜于生存，宜于发展的就是好环境，而任何时候，人总是第一位的。
       [选自《华文联盟》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