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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初，应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盛情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学术研讨会。临行之前，友人黄君打来电话，说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孙凤城教授到处找我。友人告诉说，我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界的泰斗杨业治先生仙逝了，留下许多未竟之作；作为杨先生的后人，孙凤城教授想把这些遗作整理发表出来。她知道我这些年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面多有用功，想让我帮忙整理杨先生生前一直在翻译却未能完稿的阿多诺所著《美学理论》。而且，她从杨先生的手稿里发现了《美学理论》的英译本，上面有我的潦草签名，想着可能是我当年借给杨先生的参考书，该物归原主了。
       既定的旅程不容更改，我未及和孙凤城教授取得联系，便匆匆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夜色阑珊，不知什么缘故，火车上乘客寥寥，一反往日的喧闹，出奇地安静。我百无聊赖，静静地依偎在窗前，就着灯光和月光，随手翻阅着会议材料，整理自己凌乱不堪的思路，不时抬头遥望挂在天边的一勾弦月，思绪于不知不觉之间回到了在燕园读书的日子。
       那是二十年前了。燕园的春天总是比外面早到半拍，不到四月便五彩缤纷，姹紫嫣红。我当时就读的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德语语言文学专业。这里之所以不惜笔墨，详细列出所读系科的全称，主要想强调它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外语系是大有出入的。眼下的外语系，不过是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地方。可是，由于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今天这种工具性的外语系却炙手可热，外语系的学生也平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自豪与自傲。
       余生也早，念大学的时候，未曾享受到外语所带来的这等无限风光。说起来难以置信，念外语在当时甚至是不怎么受待见的。刚入大学一个学期，我们全班就集体失去了学习外语的兴趣，觉得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在啃读大部头的理论著作或专业书籍，而我们却像儿童一样成天躲在角落里咿咿呀呀，老是在跟三十个字母打交道，真没什么出息。到了第二个学期，厌学情绪愈演愈烈，最后来了个总爆发：全班同学纷纷逃课，无一例外地选修了其他院系的课程，有学经济的，有学法律的，我也跟风选学了国际政治。
       情急之下，班主任决定召开班会整顿学风，也给大家打打气。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初春的傍晚，我们被召集到北大民主楼二楼德语教研室开会。除班主任外，到场的还有因翻译但丁的《神曲》而享誉学术界的田德望先生。我懒散惯了，也不太热心公共活动，所以晚到了一会儿，但一进门便觉得气氛异常，往日班会的嘻嘻哈哈一扫而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班主任说了些什么，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田德望先生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至今记忆犹新。
       田德望先生当时已七十七岁高寿，圆圆的脑袋，一脸的慈祥。他没有板起脸来教训，而是温和地开导我们。田先生讲了他的翻译工作。这时我们才得知，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田德望先生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开始翻译但丁的《神曲》。每天都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执高倍放大镜，伏案工作两小时以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此时已经完成了第一卷的翻译工作，正踌躇满志地准备着手翻译另外两卷。记得很清楚，田德望先生说到翻译《神曲》的时候略微有些激动，声音也激昂了许多，告诫我们说自己年事已高，不知道能不能按计划完成《神曲》的翻译工作，而且，还有许多像《神曲》一样的外国名著急等着翻译成中文；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年轻人如果不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不把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学好，那将有损于中西文化交流，也将有辱于国家。
       这大概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听说翻译如此事大，竟然关乎国家，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于是，我们渐渐地开始收心，最后竟然变得专心起来，在学习德语语言文学方面一丝不苟，未敢、也未曾让西方语言文学系沦落为培养语言工具的外语系。随着北大的学科调整，西方语言文学系今天虽已不复存在了，但田德望先生他们所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相信一定会代代相传，不绝如缕。
       在日后的学习和阅读中，一个人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这就是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另一位老前辈杨业治先生。其实，在四年学习期间，我们始终未曾见过杨业治先生的身影，但时常都能听到老师们对他的景仰之辞。有一次上翻译课，老师让我们翻译一句话：“小王，去看看信来了没有。”班上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都翻译成：“Xiao Wang，Gucke mal，ob die Briefe schon angekommen sind”。后来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杨业治先生当年训练他们的一句话，由此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德语到底地道不地道，合乎德语习惯的地道译法应该是：“Xiao Wang，Gucke mal，ob die Post schon da ist”。
       好奇却又不得相见，我们便开始查阅文献，对杨先生终于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一九○八年，杨先生出生于今天的上海，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学堂外文系。一九二九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大学，杨先生作为第一届毕业生，被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德语系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获硕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又去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留学。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进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是德语语言文学教研室的首任主任。
       杨先生对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精通德语、英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多种欧洲语言，在音乐、美学和哲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在德语教学方面，杨先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解放后，鉴于我国德语语言文学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急需一本高水平的《德汉词典》作为工具书，杨先生便积极倡导，组织相关院校的专业力量，集体编纂了《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至今仍是每一位学习德国语言和从事德国研究的人案头所必备的。在德国文学研究方面，则翻译了古典作家莱辛、歌德和浪漫派作家小施莱格尔（F. Schlegel）等人的许多理论著作，在荷尔德林研究上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荷尔德林和陶渊明的自然观》等一系列论文至今仍然代表着汉语学界荷尔德林研究的最高水准，杨先生也因此而成为德国荷尔德林学会的会员，在德国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誉。在音乐研究方面，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把奥地利著名音乐美学理论家汉斯立克（一八二五——一九○四）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音乐界产生了很大轰动，现在还是音乐院校学生的必读书目。像他的同事田德望先生一样，过了古稀之年的杨先生还慷慨应允从事阿多诺重要理论著作《美学理论》的翻译工作。老骥伏枥，其志何止千里！
       杨先生的身体一直欠佳，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他对学术的孜孜追求。他的生活于简单中透露出充实，一生淡泊名利，学问是他永恒而单一的生活主题。大概也正因如此，杨业治先生把学问看得如同生命一样珍贵，在治学上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马虎。据说，他后来翻译了三部书稿：把德文翻译成中文的有荷尔德林的长篇小说《于培里昂》和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把中文翻译成德文的则有《陶渊明诗选》。《于培里昂》和《陶渊明诗选》其实早已杀青，《美学理论》也基本成形。可是，杨业治先生总是觉得不满意，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就是不肯轻易出手。
       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杨先生走完了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结束了他那淡泊宁静的一生。他的一生没有种种光彩照人的头衔用来自我炫耀，有的却是多年的书斋寂寞和永恒的学术追求；他的一生没有许多所谓的学术成果用来滥竽充数，有的却是深入的思考和勤勉的耕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未刊的学术精品；他的一生没有多少及门弟子继承其衣钵，却把一片热诚倾注到了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所有学生身上，但开风气不为师。
       回想起来，杨先生翻译《美学理论》和我还真有过一段无法忘怀的牵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离开了“西方语言文学系”，忝列到乐黛云老师领导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门下学习中德文化关系。乐老师当时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试图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范畴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从此，在乐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点下，我开始了苦读哈贝马斯的漫漫历程。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杨先生的一位高足，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业，并允诺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引荐我到杨先生门下。我这才有了登门向杨先生求教的机会。为数不多的几次拜访，让我学到了许多治学的真谛和翻译的奥秘，也知道了杨先生翻译《美学理论》一书是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陈研究员的约请。作为晚辈，我当时惟一能做的就是把从旧书店里偶然淘得的英文版《美学理论》提供给他作为参考。没有想到，这本海盗版的英文书在杨先生那里被保管十多年后，又完好地回到自己手里。看得出来，杨先生在这本英译本上用功不浅，书被翻阅得陈旧不堪，但一尘不染。杨先生做人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
       更出乎意料的是，和杨先生的短暂交往还让我得到了一个工作的职位。一九九三年初夏，我怀揣着单薄的简历，在北京城里四处奔走，想为自己谋得一个从事研究的职位。在导师的举荐下，我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欧美文论编译室求职。这个研究室当时正在组织编译“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而《美学理论》就是其中的一本。当研究室的两位负责人知道我和杨先生围绕着《美学理论》还有一段交往时，马上表示愿意接受我，并希望我能承担起《美学理论》的责编任务，协助杨先生尽快完成翻译工作。遗憾的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未能到外文所就职，自然也就失去了担任《美学理论》责编的机会。再后来，由于生活的艰辛，学业的艰苦，和杨先生渐渐失去了联系。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未能维持太久，杨先生翻译的《美学理论》则始终停留在出版社的预告上而不得与学界见面。
       一九九八年底，离开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多年后，我负笈远游，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留学，潜心研习法兰克福学派，又以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为重点。由于阿多诺有着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一贯主张“小品文”（Essay）的写作方法，加上许多著作或是断片之作或是未竟之作，使他成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艰涩的一位，给读者、特别是非德语语境的读者带来了重重的阅读障碍。据说，德国有两个思想家的著作是不可翻译的，一个是本雅明，再一个就是阿多诺。而阿多诺尤以为甚，他一生坚持用德语写作，即便是流亡美国期间，也断然拒绝用英文写作。在西方，阿多诺成了不可翻译的代名词。出于尝试，我和友人曾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启蒙辩证法》。虽然经过认真准备，还得到了许多德国专家的大力帮助，在翻译过程中更是小心加谨慎，然而，译本终究还是留下许多的遗憾，让我切身体会了阿多诺的不可译。从此，我决计轻易不再去翻译阿多诺。
       有一次，我到出版阿多诺著作的苏卡普出版社做客，从国际部负责人哈特（Petra Hardt）博士那里了解到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已经有了中译本。哈特博士知道我惜书如命，便把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刚邮寄过去的中译本馈赠于我。译本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珂平学长的手笔，虽然没有明示，但看得出来，系根据C. Lenhardt的英译本（一九八四年版）转译。我一边为《美学理论》终于有了中译本而备感欣慰，一边又不由得为杨先生深感遗憾和可惜，毕竟，杨先生以年迈之躯，为翻译《美学理论》付出了无数的劳作，如今他的译本却只能沉睡在自己的案头，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了。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和孙凤城老师取得了联系，从她那里听说三联书店已经重新购得《美学理论》的版权，准备对杨先生的译本加以增补和修订，推出新译本。而孙凤城老师急着找我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重任托付给我。这让我不胜惶恐，也满腹犹豫。虽说像《美学理论》这样的经典名著不怕一再翻译，也的确需要反复翻译，一个中译本无疑是远远不够的。但皇皇五十万言的理论著作，翻译起来肯定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更何况，重复翻译对后来者提出的要求是近乎苛刻的。
       然而，师恩难忘，师命难违。三思过后，我决定接过重托，并从孙凤城老师家中取回了杨先生的手稿。多少年来，虽然一直都知道杨先生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多年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部译稿上面，不过始终未能见到杨先生的手稿。今天得见，果然让我等做晚辈的惊叹不已。杨先生翻译字斟句酌，精益求精。除个别章节外，书稿已基本成型，而且誊写得干干净净，四百字的稿纸整整抄了一千五百页，俊秀而有力的小楷，一笔一画，像先生为人一样，清清白白，没有丝毫的含糊。
       我的英文捉襟见肘，过去未曾也不敢对德文原著与英译本进行对照阅读。这次利用假期难得的休息时间，我把德文原著、英译本和杨先生的译文通读了一篇，并参照王珂平学长的中译本，下大力气对德文原著和英译本进行了认真的比照，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应该说，无论是王珂平学长，还是杨先生，相对于他们各自所本照的“原著“而言，译文都是忠实可靠的。那么，同样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出现如此巨大的悬殊，问题显然是出在了德文原著与英译本之间。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做了过多的“发挥”，致使许多地方背离了德文原著，可谓难如人意。相对而言，杨先生对德文原著的理解和把握则比较准确，中文表达也较为贴切，基本做到了“信”和“达”。
       厚厚的《美学理论》译稿静静地摆在我的书桌上，它既是对杨先生一生寂寞与勤勉的见证，更是对杨先生与《美学理论》之间不了之情的见证。今天我们再来努力让杨先生的《美学理论》译稿与学界见面，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给杨先生与《美学理论》之间的这段未了之情画上句号，更多的还是想把杨先生的不朽成就充分地展示给世人。毕竟，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五年春节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阿多诺：《美学理论》，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