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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四日，太平洋的彼岸，爱德华·萨义德因白血病不治身亡。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等著作，与其他一些人物和作品一道，改变了人文学术的议题，以及人们观察世界和理解自身文化的方式。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晰地记起由于他的著作的译介而产生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议。萨义德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文学批评家，但他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几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著作，而且是一种越来越难得的知识分子遗产。这位长期生活在西方学院中的学者不懈地为巴勒斯坦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但同时又怀疑和否定各种各样的强权和迷狂——包括反抗运动内部的强权和迷狂。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中见到他与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就中东暴力问题的对话和讨论，他那种坚定的态度、敏锐的应答，总是将具体的事件（包括自杀性爆炸事件）放置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暴力结构之中去讨论和理解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没有一种内心的承诺、现实的关怀和政治的智慧，任何人都无法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批判的锋芒。萨义德的著作在学术界引领时尚，但他的生存状态却应该放置在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传统之中才能理解。在二十一世纪的旗帜纷纭的竞技场中，他的死亡让我们终于重新看到了这个传统的力量和它的败亡。
       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引发了许多学者的讨论和关心，其中的中心议题是学术制度的建立。在市场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和全球化的压力支配着知识和教育的体制及其转型之时，我不由得想到北京大学曾经代表的那个传统——那个将深入的专业研究与持久的历史关怀联结起来的知识分子传统。也许，在现代的大学体制中，鲁迅、萨义德以及赵刚先生在这里介绍的米尔斯，永远只是一个异数，但我仍然难以想像：如果这个异数的传统彻底消失了，我们还有所谓的人文学术吗？如果一个代表着现代批判传统的人文学科彻底地转化为与各种技术科学一样的领域，我们还会有所谓的“大学”吗？将深厚的学术传统与知识分子传统对立起来是荒谬的，十八世纪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不正是各个领域的开路先锋吗？然而，这也许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的不幸之一：这一对立正在大学体制转化和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事实”，以致那些从各种体制中寻求独立的知识分子只能被萨义德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曾经将米尔斯描述为具有热切的社会远见及杰出的沟通能力，能以直截了当、扣人心弦的散文传达自己的观念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说：“米尔斯的主要论点是大众与个人的对立。大组织的势力（从政府到集团）以及相对的弱势（不只是个人，而且包括了从属阶级，弱势者，少数民族和国家，地位较低或势力较弱的文化和种族），二者之间天生就有落差。在我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无疑属于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有人会说就像罗宾汉一样。然而，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那么简单，因此不能以太浪漫的理想主义就轻易打发掉。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因此，此时此刻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挖掘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举述原来可以用来避免战争及随之而来的残杀的另类做法。”
       在所谓的大众社会里，米尔斯所描述的对立提供了知识分子职责的前提，用萨义德的话说，这就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在一己的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是这个使得它成为一种恒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然而，它给人的激发和鼓励，以及内涵的复杂和丰富，却如旷野中鸣响的秋风一样，向温室中的人们提醒着更为冷酷的、也更为真实的存在。这大概也就是他或她在大众社会中不受欢迎的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