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了两年，这沉默显得近于有点自弃，有点衰老。是的。古人说，“玩物丧志”，两年来我似乎就在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我的癖好近于压制性灵的碇石，铰残理想的剪子。需要它，我的存在才能够贴近地面，不至于转入虚无。我们平时见什么作家搁笔略久时，必以为“这人笔下枯窘，因为心头业已一无所有”。我这支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使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或者这种生存从别人看来叫作“落后”，那无关系。
我不写作，却在思索写作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这个社会明天可能产生的意义。我想起三千年来许多人，想起这些人如何使用他那一只手。有些人经过一千年或三千年，那只手还依然有力量能揪住多数人的神经或感情，屈抑它，松弛它，绷紧它，完全是一只有魔力的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只魔手？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自己一只手变成为光荣的手？
我知道我们的手不过是人类一颗心走向另一颗心的一道桥梁，做成这桥梁取材不一，也可以用金玉木石（建筑或雕刻），也可以用颜色线条（绘画），也可以用看来简单用来复杂的符号（音乐），也可以用文字，用各种不同的文字，也可以单纯进取，譬如说，当你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处，相互用沉默和微笑代替语言犹有所不足时，它的小小活动就能够使一颗心更靠近一颗心。既然是一道桥梁，通过的当然有各种各色的人性，道德可能通过，罪恶也无从拒绝。只看那个人如何使用它，如何善于用心使用它。
文学艺术历史总是在“言志”和“载道”意义上，人人都说艺术应当有一个道德的要求，若说道德邻于人类向上的需要，有人则需要一本《圣经》，有人需要一本《太上感应篇》；但我的一个密友，却需要我写一封甜蜜蜜充满了温情与一点轻微忧郁的来信，因为他等待着这个信，我知道！人没多数需要是道德的，事实上多数需要的却照例是一个作家所不可能照需要而给予的。大多数伟大作品，是因为它“存在”，成为多数需要。并不是因为多数“需要”，它因之“产生”。我想，沉默两年不是一段长久的时间，如果事情能照我愿意做的做去，我还必须把这份沉默延长一点。
这也许近于逃遁，一种对于多数骚扰的逃遁。人到底比蜻蜓不同，生活复杂得多，神经发达得多。也必然有反应，被刺激过后的反应。也必然有直觉，基于动物求生的直觉。但自然既使人脑子进化得特别大，好像就是凡事多想一想，许可人向深处走，向远处走，向高处走。思索是人的权利，也是人其所能生存能进步的工具。什么人自愿抛弃这种权利，那是个人的自由，正如一个酒徒用剧烈酒精燃烧自己的血液，是酒徒的自由。可是如果他放下了那个生存进步的工具，以为用另外一种简单方式可以生存，尤其是一个作者，一个企图用手作为桥梁，通过一种理想，希望作品存在，与肉体脱离而还能独立存在若干年……
我觉得我应当努力来写一本《圣经》，这经典的完成，不在增加多数人对于天国的迷信，却在说明人力的可信，使一些有志从事写作者，对于作品之生长，多有一分知识。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这工具必须如何造作，方能结实牢靠，像一个理想的工具。我预备那么写下去，第一件事每个作家先得有一个能客观看世界的脑子。可是当我想起不是这世界每个人都自愿有一个凡事能独立思考的脑子，都觉得必须有个这样脑子进行写作才不必依靠任何权势而依旧能存在时，我依然把笔搁下了。人间广泛，万汇难齐。我的沉默是不会妨碍他人进步，或许正有助于另一些伟大的成就。
（孙 强摘自《沈从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