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被媒体频繁聚焦的“白领”和“农民工”之外，生活着这样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大部分有大专以上的学历，一般从事非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居无定所。有青年研究者将其称为“城市流动知识青年群体”(简称“流动知青”)。
这个群体以“北漂”最先引起关注，但其规模远远大于“北漂”。他们的绝对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奋争拼搏是他们的青春底色，漂泊不定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与人们熟悉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不同，流动知青多是从小城市、农村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他们有知识，很多人是专科或本科毕业，却没有大城市的户口，这给了他们“流动”的感受；他们收入不高，在大城市过着中等偏下的生活；为了摆脱平庸的命运，他们愿意忍受暂时的贫穷和困顿，每天都在奋斗。
生活在北京大学附近的这些考研学生，只是流动知青中的一部分。在对流动知青的研究中，他们身上那种不灰心、不自暴自弃的品质最吸引我们。
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第一个知青时代结束。那时，孙晓芸(化名)还不到10岁。12年后的1991年，孙晓芸来到北京，成为较早的一批城市流动知青之一。时过境迁，两代知青流动的方向完全相反，不过，两代人都有“向上”的追求，只是对“上”本身的理想千差万别。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孙晓芸和她的同路人的愿望。
孙晓芸那一代流动知青，大多是因为个人因素来到大城市。时值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涌动，个人创业的举动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孙晓芸们相信北京有更好的生活在向她们招手。不过，那时候流动并不是青年们改变现状的普遍选择。
引发年轻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大城市迁移的政策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曾让孙晓芸十分羡慕的“国家包分配”政策走到了尽头。从这一年开始，感到工作不理想的本科毕业生，开始大批加入“流动知青”群体。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很多本科生拿不到留在大城市的指标，又不愿意回原籍工作，于是选择了在大城市“流动”的生活方式。
与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传统大中专毕业生相比，流动知青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有可能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不过，这样的自由，有时候充满苦涩。
几乎每个流动知青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陈颢庐至今还记得初到北京，在人才交流市场吃盒饭时碰到的那些别有意味的笑脸。一位作家好心提醒他：“你还是到劳动力市场去试一下。”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身份对人的重要性”。
来北京已经14年了，孙晓芸至今没有结婚，没有北京市户口，收入也不高。
如今，与孙晓芸同时来到大城市的最早一批流动知青，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的知青生涯即将走到尽头，一些人终于跻身城市的主流，另一些人则无奈地发现，自己还在城市的边缘游走。
此外，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也让孙晓芸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过客”。许多流动知青都有这样的心理感受。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颢庐发现，“正牌”的北大学生往往不爱和他说话。他这样形容自己的难受感觉：“就好像有一扇门，只要走进去，我就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可是别人却把它关上了。”
“流动知青要努力寻求自己在社会职业结构中的位置，努力融入当地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建华说。在他看来，流动知青作为整体很难成为大城市的主流人群，但经过有效的努力，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进入城市主流，成为城市主流的一部分。
正努力向社会主流人群靠拢的刘劲，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尴尬位置。“我跟有北京市户口的人不一样，跟正规院校毕业、在北京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不一样，跟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也不一样。”
在城市白领阶层和农民工之间，流动知青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群体。他们没有城市白领的较高地位；而与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知识技能、就业前景较好，却仍不稳定。
专家说，流动知青现在缺乏的，是对自己所在群体诉求的整体认识。白领阶层和民工阶层都有自己明确的诉求，流动知青也要发现自己所在群体的诉求，获得表达群体意愿的渠道。
（郭 敏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