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父亲从台北打电话给我，声音显得没力气，时有咳嗽的声音。
“爸爸您病了?看医生了吗?”我有点着急。
“去过医院了，这次咳得太久，可能有些麻烦。”爸爸说。
“您赶快回来吧，我找最好的医生给您看病。”父亲接受了我的意见。
父亲毅然决定结束在台湾五十多年的旅居生活，回大陆度晚年，让我们全家雀跃。
父亲在一个台湾朋友的护送下，乘坐台湾—澳门的长荣航班。我们按时来到珠海拱北海关等侯，那天风大雨大雾大，飞机在澳门上空盘旋一个多小时后迫降香港机场，待天气转好再返回澳门。
在焦急的祈盼中，我们站在关口熬了六个多小时。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父亲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却一下子没认出来：轮椅上坐着一个戴着深蓝色圆顶绒帽，系着大围巾的小老头，在帽子和围巾之间露出一张苍白、胡子拉杂瘦得只有巴掌大的脸。我叫了一声：“爸爸”，心里一酸，眼泪往上涌，又强忍了下来……
我的儿子连忙收起摄像机，双手托起父亲抱进汽车里。这时，我才知道爸爸已无法进食、身上穿着纸尿裤、说话无声，只是两只眼睛瞪瞪地望着周围的环境，神智还清晰，从他的表情看出他心里流露出的丝丝愉悦。
第二天，父亲住进医院。经CT检查，发现肺上一个比橙子还大的肿瘤将食管掩埋，肝上一个大过乒乓的肿瘤将气管挤到只有一条缝，诊断为晚期肺癌。当医生一边指着照片一边对我说这番话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无法理解眼前的事实，我绝望了，我感到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为我无法挽救父亲的生命而极度伤心。
输氧、消炎和营养点滴使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我守坐在病床前，爸爸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在台湾没有家的感觉。”我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台湾像飘荡在大海上的一只小船，大陆才是一块坚实的土地。递到爸爸跟前，爸爸看了后点了点头。
我请了一个24小时的陪护，白天我基本守在那里，晚上回家休息。可是，每当我清晨赶到病房时，同病房的黄伯就向我“投诉”：你爸夜里总是叫你哟。我对黄伯解释说：“我们与一般的父女不一样，我今年57岁了，只见过父亲几次，积累的就是牵挂，他刚从台湾回来，只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到这里来了，他心里自然不踏实。”
父亲的呼唤又怎能让我安心?夜里时时惊醒、咳嗽、发烧，我也病了。爸爸睡在住院部病床上，我躺在门诊治疗中心打点滴……
一天下午，我打完点滴，来病房看爸爸，见他脸色不好，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他望着我，知道我病了，示意我坐下来。一会儿，爸爸松开我的手，手指往外弹，要我回家。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没有睡着，这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父亲病情危急。
我和先生立即赶往医院，见父亲呼吸急促，两手不断地划动，我紧紧地抓住爸爸的两只手，不时呼唤着：爸爸，爸爸!爸爸已感觉到了，他有意识地抓紧了我的手，但时间不长。我无助地看着监视仪的数字不断地滑落、滑落，很快就降到了零。
我的爸爸就这样走了，他的手还被我紧紧地抓着。他终年在大陆待了44天，也是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忧伤的44天。
（侯 真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