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先生画漫画、画人像，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也有他的画册为证。丁聪先生酷爱戏曲，能亲自操琴并擅绘戏曲人物，知道的就不是那样多了。这里拈出两幅，与读者共赏并缀数言，权充读后。
苦啊——
“苦啊——”苏三这一声喊，牵动了人心几百年。
全本《玉堂春》的故事，出自《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唱了几百年，不但京剧，川、湘、汉、徽、粤、晋，秦腔、梆子，都有此剧。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苏三的苦，不单苦在身——老鸨的鞭笞、官府的酷刑，而且苦在心——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环顾宇内，竟没有一个可以信赖之人、可以依靠之人，这是何等的寂寞，又是何等的悲哀。
按《
警世通言》的故事，苏三不姓苏，姓周。父亲叫周彦亨，是大同府的人。终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才出卖女儿，被苏淮和他老婆一秤金以八百文的贱价买来，逼良为娼，改名苏三。及至遇到个阔少爷王景隆（戏里叫王金龙），本以为终身有托，怎知他花天酒地一番，自己也沦为乞丐，不但苏三不能依靠他，反倒是苏三救了他一命。后因不肯接客，苏三又被鸨儿转卖与商人沈洪（戏里改名叫沈燕林）为妾。沈洪被与人通奸的老婆皮氏毒死，皮氏却买通了衙门上下，拿苏三抵罪，下了大狱——父母不能保，爱者不能救，社会不能帮，官府不能公，一个无势无钱的弱女子，在那样一个吃人的社会里，能不绝望？绝望的苏三，面对这无情的社会，终于看清了“洪洞县里无有好人”。但她毕竟只是个弱女子，所能呼吁的也只是那一声凄楚的“苦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是金钱和权势不能主宰一切的社会，应当是官吏不敢枉法徇私、贪污受贿的社会，应当是弱者能够得到保护而强权能够有效抑制的社会，应当是法律不遭践踏、体现正义与公正的社会。京剧《玉堂春》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不合理，但却不真实地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大团圆的结局。也许这是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也许这是为了能够获准通行的一种妥协，也许因为它仍是一种涂饰，即鲁迅所说的“瞒和骗的文艺”。不过，光明的尾巴总是无法拯救那通体的黑暗的。
丁聪画《玉堂春》不画“三堂会审”，不画“监会团圆”，单画那一声“苦啊——”，确实，我们没有必要再替那扭曲了的社会涂脂抹粉了。乱曰：
一曲苏三唱愈真，
每闻苦语倍伤神。
可怜锦簇花团地，
看遍官场无好人。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在戏里，多是“衙内”。衙内一称，据说起于“牙内都指挥使”一类官职，因为这些亲卫官多由子弟担任——不是子弟不放心——所以后来就把牙内改成了衙内，用以称呼官府人家的孩子。记得有人写过一篇《衙内考》，但手头查找不到，无法征引。好在知道一个大概也就够了。
《艳阳楼》里的花花公子名叫高登，高俅的儿子。黄裳先生说，到了这出戏里，才知道高衙内的大名叫做高登。但从后来魏忠贤有那样多的干儿子看，愿意当高俅干儿子的也一定不少，论年岁，抢林冲娘子的高衙内和抢徐佩珠的高衙内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不过人虽可能是两个，德性却是一样的。大凡衙内，一是倚仗父势，银子不愁没得花。当官的哪里来钱？小份儿是皇上赏的，即所谓俸禄，历来不多；大份儿是额外捞的，即所谓贿赂，历来无数。只有到了赃官倒霉，查抄家财，才会知道金山银山早多得取之不竭。衙内一是仗了势，二是仗了财，便觉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天底下没有他要不着的东西。要官，用不着买，老爷子说一声，乌纱帽还愁没得戴？要女人，看上了抢来就是，怕她不从？财货之类更是手到擒来。如果说老官僚还要装装圣贤，衙内们可连这张假脸也懒得装了。高登有四句摇板：“我父在朝为首相，亚赛东京小宋王。人来带马会场上，顺者昌来逆者亡。”这就是衙内。衙内最招人恨，但衙内又屡世不绝，那是因为纵容衙内的瘟官什么时候都有的缘故。从衙内看瘟官，一看一个准。
戏里面的花花公子，大都没有好下场，高登也是这样。他抢了水浒英雄徐宁的女儿徐佩珠，却被徐宁、花荣、秦明、呼延灼四人的儿子打进艳阳楼，救出徐佩珠，杀死高登。但现实生活中的花花公子往往活得十分自在，因为全部的国家机器都掌握在他们的父辈手中，救人复仇，谈何容易！这也是戏与生活常常不同之处。
艳阳楼的故事，不出自《水浒》，也不出自《水浒后传》与《后水浒传》。黄裳先生说此戏故事出自一部叫《昊天关》的小说，包括《打渔杀家》、《白水滩》、《通天犀》等。但我手头资料不全，查了几种通俗小说书目，不见此书踪影，而《白水滩》、《通天犀》述青面虎许起英的故事，出自清人传奇《通天犀》，同水浒英雄后人的故事并无关系。好在对小说的查考，兴趣并不普遍，不妨放过一旁，一般人感到兴趣的恐怕还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公众权力才不至于被掌握权力的人或他们的子孙拿来残害赋予他们权力的公众。乱曰：
顺者昌来逆者亡，
花花公子正当行。
艳阳楼上春如旧，
不见当年游侠郎。
［周祖汉荐自《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４日／丁 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