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见了关于“禁止××入内”的字样，那颗曾受到过歧视的心就容易犯酸。如今别说在咱自己主宰的这块土地上，就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长草的、长毛儿的地方，谁也不敢公然立一块牌子上边写着“禁止华人入内”，当然了，谁也不敢写“禁止犹太人入内”、“禁止美国人入内”，这不是我们强大了，而是世界文明了。但若写上“禁止闲散人员入内”、“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就不会有人觉得那是歧视谁，污辱谁吧？
人的尊严、人格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人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部分。我们接受人家这种“人格”、“人性”、“自由”、“平等”的理念，不过百年的历史。
１９１９年以前，一样的人，咱老百姓到县衙打官司还得要叩拜县官老爷，我看那比“不得入内”更歧视人。但封建社会里官就是“父母”，要跪着、要磕头，无论心理舒服不舒服，也得受着，不过也没人笑话，因为凡是“入内”的都得跪着说话，没人觉得人格低下了，在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官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如今我们的人格尊严意识都在觉醒，无论是民工，还是女工，都一样应有公民的尊严，特别是大学里，那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些人更应该具有现代的人文意识和人与人平等的法理价值观，可是在沈阳市某大学的校门口，竟公然竖起了一块“禁止民工入内”的牌子。
这与当年在上海租界立的“禁止华人与狗入内”我看区别不大。大学管理校园，有保安人员把门，你可以禁止一切与学校没有瓜葛的人员入内，但惟独不能标明某部分人入内。就像我们如今有的政府机关，其实也是禁止民工入内的，但人家就没挂牌，而是采取了武警守大门，你入内先登记的管理方式。这一登记制，别说禁止了民工入内，连大学生、大学教授没事也不能入内。但没人觉得有武警把门的政府机关歧视了谁。
看来沈阳那所大学立牌子的人脑袋是有过外伤史，否则怎么会不知今夕是何年呢？就是旧中国的大学也都没干过这样的蠢事吧。当然，这样昭然若揭的蠢事我们也很少有人干，但这不等于我们在骨子里真的就不歧视农民了。不信我们去一个城里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禁止民工的子女入内？某大公司、大企业在招聘员工时公然写出，只限当地城镇户口者应聘，这算不算“禁止民工入内”？某些星级宾馆本是自由出入的，若风度翩翩者，一旦内急，到里边方便一下，也没人阻拦，但民工打扮的人，你进去一下看看，保管有门童问你，干什么？你敢说我去解手吗？这算不算“禁止民工入内”？有些大酒店门前也立一块牌“衣帽不整者谢绝入内”，有哪个民工能做到衣冠楚楚，气宇轩昂？所以民工还是被“禁止入内”的。
这样的禁止无非是人家没有划定出某一阶层的人员，所以谁也不好去对号入座。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别说民工受到了歧视，好多人在好多范围却被实行着“禁止入内”的“管制”。
让谁来领导全乡的老百姓“与时俱进干革命”，这事本应由大众参与更合情、合理，可是人家禁止你入内去参与，县里下令，派来乡长为民作主了；一个机关的行政改革，本来所有公务员要共同“入内”参与的事，可是“班子”几个人一策划，方案就出来了，领导在台上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无言，那好，鼓掌通过。这无非是“禁止入内”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
“禁止入内”并非立在门口的一块牌子，我们观念中，体制上的“禁止入内”多了，都需要我们去一块一块摘下来才行。如今我们敏感的“禁止入内”不过是某部分弱势群体的人，那么我们对一些有特权的人享受的“优先入内”就不觉得是对他人的歧视了，这恰恰说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还有等级、贫富、职业等“歧视”的意识活着。
［选自《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