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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希腊哲学家所研究的主要是宇宙的生成和自然的本原等问题，所以在性质上，早期希腊哲学是自然哲学阶段，而在此阶段中， “毕达戈拉斯学派在一旁占有一种特殊地位。他们也考虑了赫拉克利特与爱利亚学派之间的对立而引起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他们的学说中可以察觉到他们社团的原始目的和倾向；他们在确立他们的学说时，着重考虑了伦理学的价值和美学的价值。”
       作为一个哲学派别，美学在毕达戈拉斯学派的理论中表现为一种动机：“诚然，正如那个时期的整个哲学一样，他们很少企图科学地阐述伦理学问题，但是建立在凭借他们的数学而大力发展起来的天文学观念之上的宇宙论却同时渗透着美学和伦理学的动机。”美学在这里并非作为一条主线在发展，抑或只是一种手段，“关于毕达戈拉斯作为一个宗教的先知与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两面，……他都有着无可估计的影响，而且这两方面在当时也不象近代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分离开来的”。在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宗教与推理的交织中，毕达戈拉斯学派的美学彰显了鲜明的色彩。一方面，顺应着寻找一种统摄世界万物的原则或元素的普遍企图，美学具有标准的意义；另一方面，神迷宗教令美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二者的结合则使美学上升为一种存在方式。
       毕达戈拉斯学派宣称“万物都是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这一论断如以近代的方式解释的话，在逻辑上全无意义的，然而毕达戈拉斯所指的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数是万物的本原，但区别于以往人们不能把数与之相计算的事物无法区分的现象，数在这里已经不是事物本身的物理学概念，数在这里演变为一种规则，这也是美学在这里具有了标准性的一个原因。毕达戈拉斯学派成员看到，数作为个体，是有限的量，而作为一个整体，又是无限的量，而正是数自身予以万物规则与标准，数使无限量有了可以把握的可能，而由此，毕达戈拉斯学派的哲学便显示出了二元论的色彩。该派成员菲洛劳斯写道：“由此可见，万物即不仅仅由一种有限构成，又不仅仅由一种无限构成，显然，世界结构和其中的一切都是无限和有限的结合而形成的，明显的例证就是在现实的田野中所看到的情景：田野中由界限所组成的一部分限定了地段，由界限和界限以外无限的地段组成的另一部分既限定又不限定地段，而仅仅由无限的空间组成的那些部分是无限的”。菲洛劳斯的表述非常精彩，虽然他并非能达到像黑格尔日后在逻辑学中“无限是‘非有限’，那么就可以算得真正道出真理了，因为有限本身既是第一个否定，则‘非有限’便是否定之否定，亦即自己与自己统一的否定，因而同时既是真正的肯定”这样的高度。但这种思考本身便极具思辨意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数在这里是认识手段，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正是在量上规定的不同，而在这种有限与无限的思辨中便产生了“和谐”这一概念。在毕达戈拉斯学派这里，和谐主要指一定的数的比率关系。“和谐是一种结构，数的结构”。但是在这里存在着这样两个问题，其一是：“和谐”和“美”还有一定的距离。普泛的和流变的万事万物各有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无限”所致。和谐即是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调和既是美。在寻找统摄世界万物原则的时代背景下，标准成为一种极具威慑力的控制符号，而个性的美似乎也随之消隐。其二是：数在某种方面又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亚理士多德批评了他混淆了抽象的数字单元和有体积的物理质点。但毕达戈拉斯正是沿用数学的获得意义的方式来忽视掉‘不必要的物理性的’。”“所以数既是万物的形式因，又是其质料因——那时还不分”。所以数又在这方面无法摆脱掉物理性的因素，这又与前文所表述的二元论色彩相悖。但是基于时代背景，数是“使人避免把普通感官是在看做是终极的标准和本原”的方法，这种标准的一个直接体现便是在音乐上的发现及应用。
       “他们首先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发现声音的质的差别(如长短，高低，轻重等)都是由发音体方面数量的差别所决定的……，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的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所组成的”有限与无限的调和在这里完美地展现出来，有限规定音程与音阶之间的幅度和结构标准，而无限则从整体结构上把握，赋予音乐以情感表达的不同方式。这种精细地运作的确是音乐史及艺术史上的一个飞跃。与之相较，同是“和谐”的宇宙论却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然而由宇宙论延伸，可以看到，美学在宗教意义上体现为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
       希腊早期美学是宇宙论的，宇宙也随之成为重要的审美对象，而宇宙的原意正是“秩序”。虽然毕达戈拉斯学派不能像“后来的形而上学家以‘概念’或‘范畴’来代替数，靠语法获得内在的结构和推衍力——表面上较合理，实则更松散”。但在，毕达戈拉斯学派还是运用了语言的平台：秩序——宇宙是天体的和谐。“毕达戈拉斯学派宇宙学美学理论把数学、音乐和天文学结合起来，……数是宇宙的本原，与周内的各个天体处在数的和谐中。……每个个别天体也都处在一定的比率中。天体的运行是和谐的，……和距离成比率的音调组成和谐的声音，这就是宇宙谐音”。宇宙和音阶的比率推演方式如出一辙，这种前瞻在具有原始色彩的同时，也极具审美意：“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希腊美学的结构性、形体性、造型性的特征。审美对象不仅是可以看到的、可以触摸的，而且是造型明确的、几何形状固定的，这一切都是由数来安排的”。虽然这种简单的推理比较牵强附会，但事物自身的规定得以被发现，且美感变成了可被把握的，美的形象得以在艺术中再现且在创作手法上有了一定之规。而在早期希腊美学中，艺术在毕达戈拉斯学派中还体现为一种目的性的活动，一种具有美感的生活方式。
       首先来看一下毕达戈拉斯学派的灵魂观，“毕达戈拉斯学派不仅把灵魂不朽、灵魂轮回等观念引入哲学，……同时，他们从哲学上对灵魂是什么和如何净化灵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他们看来，音乐和哲学是净化灵魂的手段，通过音乐熏陶和哲学思考，可以是灵魂处于和谐状态。”“同一个灵魂可以流动与不同的身体，因而开始有了个体性和独立性，虽然还不具有完全的非物质性”。灵魂需要通过净化达到和谐的状态，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恢复到原本的和谐状态，虽然“从文献记载上看，他们似乎还没有像后来的赫拉克利特那样自觉地将对立和和谐联系到一起，认识到和谐是对立面的统一”。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毕达戈拉斯学派的“和谐”是由对立面体现出来的。根据亚理士多德的记载，毕达戈拉斯学派列出了十对对立的范畴，有限与无线、奇数与偶数、单一与众多、右方与左方、阴性与阳性、静止与运动、直线与曲线、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正方与长方。除善良与邪恶外，其他九对范畴看似皆为“无价值”判断，实则具有质料因与形式因双重意义，或者说二者在那时并未区分开来，却是“有价值判断”。鲍桑葵在其美学史中写道：“审美批判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真正希望并且相信统一原则可以运用来分析形状、节奏、旋律和有机体的缘故”。这种审美批判在毕达戈拉斯学派中就有所表现，“毕达戈拉斯学派把音乐中和谐的道理推广到建筑，雕刻等其它艺术，探求什么样的数量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得出一些经验性的规范。……例如在欧洲有长久影响的黄金分割法(最美的线形为长与宽)成一定比例的长方形)就是这派发现的”。这种审美的批判在毕达戈拉斯学派中从直接对世界的标准和本原的追寻中跳脱出来，成为一种拥有独立意义的存在形式，与此同时，“研究比例关系是一件事，在艺术中用抽象的规则代替创造性的知觉，那又是一回事。不过，两者也有可能被混淆起来。……因此，对于一个抽象规则的分析可能被用来代替对具体表现力的判断分析”。这很有可能致使我们对这种“和谐的美感”产生盲目的崇拜而让规则大行其道造成现实的缺失。但纵观来看，毕达戈拉斯学派的思路及论断依然具有一种超前的预言性。
       美学在毕达戈拉斯学派中始终处于哲学与宗教的夹缝中间接发展。和谐在更多的意义上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价值的判断在这里有了萌发，审美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神秘的原始教义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美学信号，数的有限性可以规定某物，而数的无限性其实也同样可以让万事万物向我们展示特殊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