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并称其为“亚圣”。《
史记》记载：“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伦道德等重要思想，维护并发扬光大了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仁政”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必定要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作为它的基础，而孟子“仁政”思想的经济基础就是以井田制为根本的“分田制禄”思想，这在《
孟子》一书里多次被论及。
“分田制禄”一词最早出现在《孟子·滕文公上》里。滕文公使毕战向孟子问“井”地，孟子说，“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脚对于“分田制禄”一词的解释，历代注释者不尽相同。汉代赵歧的解释是：“分田，赋庐井也。制禄，以庶人在官者比上农夫，转以为等差”，清人徐循《正义》疏日，“庐谓二亩半在田，井谓一夫百亩也”，又引《礼记王制》，“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宋朱熹认为：“井地，即井田也”。
从孟子的其他言论及参照前人的注释，笔者认为“分田制禄”包括两部分内容：井田制和班爵禄制。“分田”，指田地分配耕作制度，即所谓的井田制；“制禄”，指社会收入的分配制度，即孟子讲的班爵禄制。孟子认为分田制禄是最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它为国家实行其他经济措施乃至政治教育等制度提供了可能。这种思想制度也是孟子社会经济思想中的基础思想，它包含了社会生产、社会分工和社会分配等诸多内涵。这也是我们研究孟子经济思想时必须重视并弄清楚的地方。
关于井田制，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就见于《
孟子》一书。《礼记王制》等书虽也有近似的记载，但他们大多是汉代才出现的伪书，不足为证。历代学者对井田制有看法不一，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井田制。对于这种争论，在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分析，我们所探讨的是孟子的社会经济思想，就事论事。当然，孟子是一个思路严谨的学者，距离实行井田制的商周时代较近，他的说法也应当较为可信。
孟子笔下的井田制是什么样呢?孟子在《滕文公上》说：“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孟子》书中还多次提到井田，这一段最是详尽，多为后来研究孟子者所引用。在这里，孟子对井田的具体规划是：把每平方里的土地按“井”字形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中心的一块为公田，周围的八块分给八户农民做私田；公田中又划出二十亩平分给八户农民，每户五亩造庐舍，即所谓的“五亩之宅”。公田由八户农夫共同耕种，收入归国家；私田由八户农民各自耕种，收入留给农民自己消费。这就是所谓的“什一之赋”。同时规定，八户农民必须忙完公田的活计，才能忙自己的私田，防止以私废公。八户农民共同在一井之中耕种，和睦相处，相互帮助，相互照顾；共同抵御盗贼，保护家园。这既促进了感情，又淳化了民风民俗。在这样的井田制度下，丧葬迁徙都在本乡进行，不得随便迁往他乡；既便于管理，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又因为“经界”确定，那些“暴君汗吏”不能随意兼并土地、戕害百姓。
这是孟子为滕文公君臣描绘的井田制的美好蓝图，也是他对抗“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辟草莱，任土地”的法家思想的具体措施。孟子希望这些经济措施的实行，达到他救民水火的“仁政”目的。这种制度在当时能不能实现，具体的细节制定和操作应该怎样，孟子一直没能亲自操作，也由于当时的诸侯国君不愿实行，孟子的这一经济措施没能得到实践的检验。甚至他自己也不确定，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这种制度的可行性历来遭人怀疑：且不说田地很难用规则的“井地”来划分，就人口来说也是一个极大变数。这种制度下，不许人口迁徙调配，却要和土地达到相应平衡，这就很难做到。不过，孟子的井田制构想对后世抑制土地兼并提供了思路，宋代王安石变法就受其启发。不管孟子的井田制构想有无可行性，我们可以肯定，在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下，这一构想的目的是为了抑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保证农民有起码的生存权，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
至于“制禄”制度，当和西周时实行的班爵禄制度相关连。《万章下》记载：“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部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嘲
这是孟子理想中的土地和社会财产分配制度。自天子到庶人，等级财产各有定数，不可逾越。这样一来，社会财产分割明白，贪婪强占不能发生，社会秩序就可安定，人民也不再流离失所，天下大治。这一制度也是孟子“世卿世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言论的思想基础。孟子的这种按等级和社会分工来分配社会财产的制度，历来受人诟病最多。考虑到当时朝秦暮楚、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以及当时人们低下的民主意识，也不失为一剂救世良药。
现在看来，孟子的“分田制禄”思想是中国的“乌托邦”，是一种理想的封建生产分配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根本得不到实行，但我们仔细审视和思考后可以看出它还是有较高的进步意义，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首先，它佐证了我国井田制的存在。我国古代究竟存在不存在井田制?这是历代的历史学者头疼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象郭沫若等学者就曾断言我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井田制。但大多数的学者从古文字的角度和先秦及汉代文献考证，认为我国古代还是存在井田制的。而《
孟子》作为现存的首部记载井田制的文献，孟子生活的时代距西周较近，其记录较为可信，影响也不言而喻。
其次，即便“分田制禄”只是孟子的一个构想，但是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普遍愿望，在当时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孟子生活在诸侯长期激烈争霸的战国时代，诸侯之间战争不断，民不聊生。各国通过变法，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实力，使得土地大量被兼并，百姓流离失所；各国为了争霸列国，更加大力扩军备战，征募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加大税收比例，阻碍并破坏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分田制禄”思想的出发点是安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的需要，迎合了人民的呼声。
第三，井田制是十分税一的分配制度。《
孟子》里多次提到“省刑罚，薄税敛”，孟子主张减轻农民负担，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他说，夏、商、周三代所采用的“贡、助、彻”等形式，都是十一之税。在形式上，他激烈反对定额制，“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认为这种形式丰年不多取，歉年不少取，是理想的税收政策。而孟子所描绘的井田制蓝图正是助的形式。这种税收形式在当时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缓和人民的痛苦有积极意义。
第四，孟子的“分田制禄”思想肯定了社会分工和税收的重要性，比起农家的躬耕而食要进步的多，具有现代经济学意义。
总之，孟子的“分田制禄”思想，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其他思想的物质基础，在我们研究孟学时必须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