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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都被看作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因其丰富的学识，高超的技能，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而备受人们的敬仰。他们是人文精神的传承者和构建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在慢慢发生转移。他们更多的是“独善其身”，而非“兼济天下”；更多的是在时代的大潮中随波逐流、放任漂泊、迷失自我，而不是坚守在自己那一块人文精神家园。“在现代社会高度物质化、商品化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恐怕很难扮演自己的角色了，总是处在一种尴尬中。”在现今这个所谓的“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如果你接受由现代文明创造出来的成果，可能会迷失在‘物流’中；如果你进行反抗，你可能会落伍。”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背叛自己的良心、责任。在这个社会大转型期中，顺应潮流，在迷茫中追求着市场的喧嚣和自己的价值。这些人成功的将知识与市场连接起来，创造了一个“知识经济”时代。
       张者的《桃李》里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即是追随时代大潮流的一类。他们大都很快乐的生活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小说通过对高校里形形色色事件的描绘，向人们正式宣告；“一种知识分子死了，一种知识分子却活了。”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一些知识分子在心灵攀援、精神追问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卷入市民社会，成了大众文化的支持者和消费者；前一种知识分子正在萎缩，后一种知识分子却在不断地扩展。”它看似一部风格轻松、诙谐、生动、令人捧腹的校园小说，实则乃一曲震撼人心的知识分子的悲歌。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悲悯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
       《桃李》讲述的是某名牌大学法学院里围绕着博导、教授邵景文及其弟子而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作者把故事的场景设在号称是“中国最后一块净土”的高校校园内，其寓意是相当深刻的。小说不仅揭示了高校里的学术腐败、法律界的黑洞，更主要的是反应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放弃了固有的信念，人性开始扭曲变异，人文精神开始慢慢缺失，从而对人文精神的回归发出了强烈的呼喊。
       小说的篇名为《桃李》，取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桃李满天下”是对教育工作者的赞扬，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表现桃李芬芳，反而从一开始就给这片净土撒上一把灰。在高校里，博士、硕士研究生们称自己的导师不为老师或先生，而称为老板，而且“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这个称呼与导师本来神圣的职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导师是学术上的引路人，是很崇高的。而在这儿，却变成了庸俗的市场化的俗语。学生们叫的很顺口，导师听着也不介意。“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具有时代感。”商品经济时代的校园自然保持不了平静和纯洁，不是一尘不染的“净土”，欲望和人性、物质和精神、寂寞和喧嚣在这里进行着生死较量。校园生活也不仅是在净土上的单纯的学术研究了，它充满着现代式的激情与挑战。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样的生活，甚至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我们不愿意去欣赏那些独特的风景，也不愿对这片风景诉说些什么。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逃避”，逃避那些残酷却真实的现实。但张者不同，也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他，把高校风景的另一面的真相说了出来。在《桃李》中，到处充斥着商品经济社会条件下的诱惑的气息。王干这样说过：“校园已被物欲化了。一个讲授知识、传承文明、言说真理的地方，正被商品经济的洪流冲击得支离破碎。这不能不让我们忧心忡忡。”“高校是最后一块不能曝光的领土，高校的腐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并且这种腐败是惊人的。”中国的高校已经不是往日的“精神花圃地”了。不仅人事上的近亲繁殖已把法学院打扮成一户宗法家族，更重要的是大学正日益被金钱和欲望趋向市场。“在这里，知识分子关心和热衷的不是昔日的公共事务、社会责任、道德操守，而是物质、金钱和性；在这里，没有丝毫精神挣扎的痛苦，只有无边享受欲望的快乐；在这里，过去那些富有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感召公众的知识分子被强劲的利欲时潮给无情的放逐了，消解了。”
       《桃李》中写到了高校中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法学院的名宿，法学界的泰斗，德高望重的蓝其文教授，即是老一代学者的代表。他固守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在法学院他拥有极高的威信，是法学院院长和大名人邵景文的导师，是一个“师爷”级别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子。他受儒学传统影响极深，在实利化的社会中他固守着传道、授业的天职。然而，固守传统的他在这个社会大转型期间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他与当前社会一切都那么的格格不入，他对自己学业的追求在学生看来是和别人抢饭碗；对大学生恋爱的反感和制止却不知自己的女儿和别人恋爱当场被保卫人员抓住；拼命维护自己的面子却不断遭受打击。这个可怜又可爱的老教授作为传统文人的代表被时代远远的抛在了幕后。在他身上也寄托了作者的疑惑：传统真的过时了吗?
       邵景文是作者浓墨重彩描绘的一位中年知识分子。他是整个小说的灵魂，小说的轴心，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他发生联系。他出身于农村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吹箫讨饭给儿子上学交纳学杂费。上大学后更是为了交上学费，他的父亲不惜冒险去偷割高压线，结果被电死了。而当时作为一个爱好诗歌和音乐的他还只是一个穷学生，根本无力改变现状，面对母亲的哭泣，他只有默然。但这使他明白了一件事情：诗歌是虚无缥缈的，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无法为父亲报仇。
       于是，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初露端倪之时，他便选择了考研，而且考的是实用性很强、经济效益很高的法学，“弃文从法”了。在时代的大潮中，率先由虚幻的文艺转向了实用的法律，迈出了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开始随着社会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潮流而走向实用的第一步。他的这一转变是复杂而又充满戏剧性的，对他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但转变之后的邵景文似乎很快就忘记了痛苦，而开始沉溺于欲望的追逐中了。在这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他将自己的知识当作了获得财富的依托，满足欲望的工具。在他看来，知识不只是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而是转换成商业价值的重要商品。他是成功的，在商业上精明能干，在爱情上浪漫洒脱，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都如日中天，处在颠峰状态。他又年轻有为，不但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所建树，而且在这个消费社会中如鱼得水，把自己的聪明转换为真正的经济效益。但这时的他至少还是清醒的，他还有着自己的做人原则和底线。
       然而自从他在飞机上偶遇天元公司老总宋天元，在他的游说下与之进行了一次违法的交易之后，他开始了蜕变了。他拥有了经济利润带来的满足和追逐欲望的快乐。他接任何案子，金钱是其唯一的。在处理和自己的妻子、师姐和梦欣、董小令众多女人的关系中，他游刃有余，轻松潇洒。无论是在生意场、情场还是学场，他都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他象“一只被欲望之鞭不停抽打着的陀螺，沿着欲望指引的线路，快乐无比地旋转着。”。沉浸在“成功”快乐里的他轻而易举的完成了一次自我洗礼。他忘却了过去，忘却了曾经的豪情壮志， “灵魂让位给肉体、痛苦让位给快乐、沉重让位给轻逸、精神让位给物质……”
       小说最后写到他离奇的死亡，“全身被小刀捅了一百零八刀……”。他的生活最终还是走向了溃败，消费文化在为知识分子提供新的自由和快乐的同时，也为他们设下了精神陷阱。终有一天，他们会落入这个陷阱。而邵景文只是其中一分子。
       《桃李》以中国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样宏大的社会背景作为小说的舞台，让一群新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进行自我曝光。作者的笔墨是辛辣的，讽刺是刻薄的，但辛辣刻薄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人文精神缺失的遗憾与无奈。它把现代校园的老师、学生投到市场的火炉里进行烧烤，质疑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否已死亡。它延续了《围城》关于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思考，表示了对知识分子角色迷失的忧虑。在《桃李》的封底上印着杨绛先生的一段话：“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是的，不但杨绛先生惊奇，我想大家看过后都会惊奇。知识分子定位的迷惑带来使命感的失落，精神的迷失导致了价值的迷失。当《桃李》中的知识分子一个个走向悲剧时，我想，它带给读者的应该不仅仅是“惊奇”，而是有极大的震撼和沉重的思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