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西厢记》描写了贫穷书生张君瑞与宰相之女崔莺莺曲曲折折的爱情婚姻。张生之所以能与莺莺美梦成真，侍女红娘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她不但不遗余力地推动崔张爱情稳健发展，而且成为二人爱情获得胜利的“保护神”和捍卫者，她回击了企图破坏崔张幸福爱情的恶势力老夫人和郑恒的反扑。这就突破了红娘身为侍女服侍小姐起居饮食、陪读伴行的本身职能。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爱的历史，她赋予了爱情永恒的主题，这也使红娘这个名词超越《西厢》侍女之本身意义，千百年来成为文学长廊和人们精神世界中，寓意为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其美事的“月下老人”的代名词，更使红娘成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典型。
       有趣的是，《达尔杜弗》中也有一个类似于红娘的侍女，她就是桃丽娜。与红娘相比，桃丽娜的作用主要在于抵制奥尔恭的专制武断，戳穿达尔杜弗的伪善凶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保护和捍卫小姐玛丽雅娜和情人法赖尔的爱情与婚姻。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反对专制、揭露伪善、主张婚姻自由的声音正是莫里哀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九死而不悔”的理想追求。
       一
       我们知道，红娘倒戈向莺莺，从思想上同情到行动上帮助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封建贵族小姐公子的侍儿奴婢除了服侍主子吃穿住行外，有的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在小姐公子身边“行监坐守”。红娘在《寺警》以前，也确是老夫人的忠实执行者，因而，张生把她和“犬儿”、“夫人”同列，“则愿得红娘休劣，夫人休觉，犬儿休恶”，看作阻挠他和莺莺爱情的敌人之一。莺莺也嫌她“伏侍的勤”，诅咒她像摆脱不开的“影儿”，只要一出闺门，就跟定了。而红娘这种思想的转变是在张生白马寺退兵，救了包括红娘在内的崔氏一家，特别是在老夫人赖婚以后，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开始从思想上同情转化为行动上支持，是她冒着被“打下下半截”的危险，主动为张生设法，安排月下听琴，以后又是晓夜奔走，传书送简，铺床守户，为崔张约会合欢逐步创造机会。红娘突出的行动表现在“拷红”一节上。红娘抓住老夫人性格中的两个弱点：一是维护礼教；二是维护家谱。于是摆出“老夫人恩将仇报”；“崔张私自结合已一个月了，她还蒙在鼓里”这两个事实，然后，以信义之道，晓之以理；以家谱之辱，晓之以利，击中其要害，使得她不得不认输。后来又勇敢地击退了手捧已有“父母之命”护身符的郑恒的进攻。在杜确的帮助下，又使谎言不攻自破的郑恒触树身死，从而一举高中的张君瑞终于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与莺莺结为秦晋之好。至此，红娘将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化作了实际行动，庄严地捍卫了崔张二人的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
       在《达尔杜弗》中，桃丽娜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立场坚定、明察秋毫、力挽小姐玛丽雅娜美满婚姻之即倒的中流砥柱。面对老夫人柏奈尔太太的糊涂指责、一家之主奥尔恭的愚蠢固执、宗教骗子达尔杜弗的伪善狡猾，上至太太艾耳弥尔、舅爷克雷昂特，下至儿子大弥斯、女儿玛丽雅娜，一个个束手无策，无计可施。以至于奥尔恭打算毁弃前约，要把女儿嫁给达尔杜弗。在这危急关头，“样样事都要插嘴”的桃丽娜挺身而出，冒着打耳光、受惩罚的危险，处处与奥尔恭周旋；给玛丽雅娜以勇气，鼓励她振作起来；平息她与法赖尔之间的误会争端；同时巧设妙计，施出浑身解数，故意让达尔杜弗与夫人艾耳弥尔单独在一起，好让其自我暴露，达到“褫其华衮，示人本相”的目的。虽因大弥斯性急坏事，不过到底是奥尔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达尔杜弗的伪善凶恶终于昭然若揭，大白于天下，仰赖于皇上英明，骗子最后伏法，玛丽雅娜与法赖尔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其中侍女桃丽娜可谓功不可没，至高至大。
       我们说《西厢记》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作品，王实甫改变《会真记》“始乱终弃”的结局，以“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愿望，提出了“从今至后，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要求。作者围绕这一主题塑造了一个有着受压迫受奴役者的是非标准和有正义感，爽朗、乐观、聪明又勇敢的红娘形象。她是理想主义的化身。作为崔家的婢女，她却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时而讽张生酸腐、是“傻角”、是“银样蜡枪头”；时而讥莺莺矫情，“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时而又严辞驳斥老夫人背信弃义，固执蛮横。在崔张相识、相恋、成亲的整个过程中，红娘似乎是唯一的“明眼人”和“总导演”，她对封建家庭内部各个人物的性格和弱点洞若观火；在和莺莺的冲突、与老夫人、郑恒的斗争中显得是那么的机警与老练；特别是在“拷红”一节中，红娘的驳斥之辞，引经据典，批驳既准且狠，又策略精当，进退自如，一下子陷老夫人于“不信不贤”之地，突破了封建家长固守的礼法防线，逼其妥协，大快人心。然而这些性格特征在那个年代，一个婢女是几乎不可能具备的，显然是作者为其主题服务而理想化了的产物。
       莫里哀是一位具有强烈民主主义思想的喜剧家。他的家庭虽然富有，但他出于对戏剧的挚爱，使他放弃生活的富足和似锦的前程，甘愿跟随剧团，四处巡演，历经坎坷，受尽白眼和欺辱，深深体味到“小人物”的悲惨。与此同时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后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赏识，迁回巴黎，得到他的庇护，自此，进入他的创作鼎盛时期，直至病逝。他虽受到国王的豢养，但他与那些笼子里的“金丝雀儿”，与朝廷中网罗的其他的剧作家是有本质区别的，在骨子里，他本能地憎恨贵族和僧侣们在典雅外衣下掩盖着的堕落，谦卑外衣下掩盖着的奸猾和崇高外衣下掩盖着的卑鄙，他无情地嘲笑资产者的贪婪吝啬、爱慕虚荣。他对“下人们”则怀有天生的好感，赋予他们以勇气、智慧、敢做敢为等高尚品质，比起那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们来，不知要强过多少倍。比如《悭吝人》中的拉弗赉史、《贵人迷》中的葛微耶勒、《史嘉本的诡计》中的史嘉本等。与桃丽娜的冷静沉着、聪明机智相比，奥尔恭的盲目愚蠢、大弥斯的直率莽撞、玛丽雅娜的懦弱胆小等等，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因为莫里哀对劳动人民大加赞赏，把自己的同情、热情、褒赏倾注于普通人民，以至于古典主义的理论大师布瓦洛对他大加指责：“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用来演出他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可惜他专爱滑稽，丢开风雅与细致，无聊地把塔巴兰硬结合上特伦斯：在那可笑的袋里史嘉本把他装下，他哪还像是一个写《恨世者》的作家!”在这里，他高扬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他站在普通人民的立场上，表达的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思想情感。桃丽娜就是他民主思想的形象代言人。
       二
       桃丽娜与红娘，都是尽自己
       的智慧与能力去促成小姐的爱情婚姻，都是那样的热情、无私、勇敢。然而，由于社会时代的发展，爱情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桃丽娜有着红娘所不具有的新的爱情婚姻观念。
       在西方，自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率先取得政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十七世纪的法国社会处于封建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阶段，王权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维持着封建社会即将逝去的繁盛。由于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各种思想观念也都在悄然起着变化，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们，文学领域的斗士们要求废除腐朽的封建等级制度，打破血统观念，要求自由、平等、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薄伽丘在作品中宣称： “我们人类天生一律平等，只有品德是区分人类的标准。”塞万提斯也有言：“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值得拿性命去拚，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他们主张恋爱自由，结婚自主。他们这些主张、思想，为后来的规模空前的启蒙运动埋下了引子，铺就了道路。
       作为具有强烈民主主义思想的莫里哀不能不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就爱情婚姻观念来说，在桃丽娜力劝玛丽雅娜反抗父亲奥尔恭愚蠢决定时，鲜明地提出爱情婚姻应主情和唯情的主张。这段话至少包含着桃丽娜三个层面的主张：其一，她主张女子应该嫁给对自己有真正爱情的人，“两下里相好，别人管不着”，反对封建家长制的包办婚姻；其二，主张婚姻要建立在彼此“知心”的基础上，反对没有爱情的可悲婚姻；其三，主张婚姻的当事人要自己拿主意，反对消极等待，屈服命运。这些观念显然是红娘不曾有也无法具备的，它已渗入了一些民主启蒙思想的因子。
       无论《王西厢》还是《董西厢》，都是在唐人元稹以自传体写成的《莺莺传》基础上艺术加工而成。无论是唐代还是元代，都应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男权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是普遍的思想观念，女孩子是没有选择婚配权力的。父母实际上是主宰子女后半辈子生活是否幸福的根本，他们在为子女选择对象时注重的是“门当户对”，而很少考虑子女个人的感情。红娘在《西厢记》中高扬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旋律，虽跨越了门当户对的婚姻等级制度，然而也主张等级与门庭并非不能解决，如张生不也可以通过上京取应，获取功名，从而娶得相国小姐吗?初、中唐因袭魏、晋以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习惯影响，是十分讲究婚姻门第观念的，豪门宦家之女是不入寻常百姓家的。即使在《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所处的元代，“愿天下的有情人都成眷属”，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红娘诸多美德与特质，崔张佳人才子“洞房花烛夜”的皆大欢喜，也只是作者与广大劳动人民美好愿望的寄托罢了。
       无疑，桃丽娜“主情”和“唯情”的新婚姻爱情观，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追求个人权利的一种体现，是与西方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的。《西厢记》中的红娘表现出来的是对封建家长专权的反抗，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促成了张生与莺莺的美满婚姻，但她并没有也不可能突破“等级名分”的界线，不过是封建制度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