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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唐诗和宋诗之优劣，在后代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评价，往往因个人爱好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大致激情发越者多喜唐诗，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唐诗太辉煌了，以至使人发出一切好诗皆以被唐人作完的感慨。它像一座座巍峨的高峰威压在宋诗面前，成为宋诗难以回避与超越的文化背景。但宋人又不甘心不超过它，于是有了种种考虑，种种安排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特点，种种利弊。其中有些人认为宋诗的毛病在过于追求理致，驰骋辩驳，喜好奇特，这样就不如唐诗真率多情，兴致盎然。如严羽批评宋人之诗时说道：“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而理在其中。”还说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尚理”的批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者，吟咏性情也。”这样，“理”就被排斥在诗歌艺术本质特征的大门之外了。
       二
       客观而论，宋诗胜于唐诗之处在于诗歌创作技巧的进步，意境的深刻，取材的扩大。大量“有理趣无理障”的哲理诗应被视为宋诗的一大成就。在宋人之前，也曾多次出现过以诗表达哲理的诗风，如山水诗之前的玄言诗，王维等唐人诗中表现佛理禅思味道的诗都是一种哲理诗，但前者由于“质木无文，淡乎寡味”而很快被山水诗取代，后一类的诗歌在大量光彩夺目的意象诗面前，也显得黯然失色，构不成一代诗风的主流。至宋王安石，苏轼时代，诗含哲理渐成风气，诗歌“尚理”才成为有宋一代的审美风尚。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苏轼可谓是宋代“理趣”诗的集大成者，苏诗中的一部分以议论的方式直接阐发哲理，其中最成功之作莫过于《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陈衍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题西林壁》一诗，表面上是写庐山，实际上是从哲理的高度提出一个认识事物的原则。要了解掌握事物的本质、真相，必须摆脱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性和自以为是的主观性，必须对事物客观地不带成见地作全方位的历史的反复观察，深入研究。这是《题西林壁》诗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基本思想。这后两句诗是近乎明白说理的议论，但说理而不枯燥，议论而不质直，因为它没有脱离游庐山的内容，而与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状庐山之态融为一体。所以它具有情韵，能够使读者在从思想上受到启迪的同时，仍然感到它那丰饶的诗意是多么的耐人咀嚼、品味。应当说，这是宋人诗中理趣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苏诗中直接抒发哲理的诗篇还有很多，如“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坎坷”《送蔡冠卿知饶州》，直接抒发了诗人旷达的人生态度，后句对人生不得意者颇具魅力；“箕踞狂歌不自由，闲作新诗断送秋”《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表达了对黑暗时代的痛苦感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全篇无象，以议论的口吻，极写一生之悲凉；又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石苍舒醉墨堂》)，亦颇含哲理意味。类似上文提到的这些直抒哲理的诗篇是与“议论”的表现手法密切相关的。诚然，这种不借助意象的直接抒发有时会流于抽象、乏味、枯燥。然而，成功的议论定是诗人大量的社会生活实践与丰富的情感升华的果实，它与那些没有源泉，没有情感的空泛议论不同。议论是形式，哲理是内涵，议论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哲理是议论中最深刻的内容，是抽象中的抽象。
       宋诗中的“理趣”诗更多的是哲理、意象、情感、议论这四个要素的结合体。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空间，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对于现实乃至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都以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表达于深含情感的哲理诗中。至此，文言理，诗言情这种机械性的划分被打破了，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批评也不攻自破。宋诗以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就构成了所谓的“理趣”，这个“理”绝非抽象的“玄理”，也不同于封建礼教的“理”，而是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生活真理。这类诗的特点，可再次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用器物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入见，……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
       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是两宋的诗人代表，也是追求诗歌理趣的代表。试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曾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评价唐张籍诗，正好移作对他自己诗的评价。王安石在政治上力排众议，实行变法，在诗歌创作上也要尽量打破常规，无论构思、造句都不落前人窠臼。《登飞来峰》即表现了他独有的精神风貌。首两句“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描写飞来峰的耸立云表，“鸡鸣见日”显示了峰巅的高峻。飞来山，由其名称已隐然见出挺拔巍峨之势，山上又有“千寻”之塔，那塔的顶端就不知有多高了。“飞来峰上千寻塔”只是一句普通的叙写，诗人登山不在鸡鸣时，未曾见到日出，所以只言“闻说”。但登上山塔，居高临下，诗人不但逸兴遄飞，而且豪情满怀，不禁脱口而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旭日虽未见，而浮云却在眼前，不过浮云很低。人自地面仰望，浮云在天上，自山峰俯视，浮云却在脚下了。浮云未能挡着视线，诗人得以纵目远眺，即由于“身在最高层”。全诗没有着重于景物的形象描绘，在前两句的叙写之后，即出之以后两句的议论，用“浮云”比喻一种妒贤嫉能的政治势力，说明必须勇于竟坚持理想，善于把握形势，才能排除这种政治势力的干扰破坏，而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全诗充满激情，所以包含较多说理成分而仍然具有韵致，富于诗意，后两句也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想象的余地，但更多的乃是思索，是深入体会诗中包含的理。
       三
       认识宋诗的“理趣”，决不能忽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给予诗歌创造的影响。宋代社会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长时期、较大程度的缓和，朝廷内部也存在着交相起伏的派别之争。宋太祖即位后，“杯酒释兵权”，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对社会现实颇为重视，对国计民生颇为关切，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说，宋代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文人们通过各种题材，各种手段大发宏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王安石、苏轼等诗人的哲理诗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宋代文人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也保持了比较平静的心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仕、隐两种，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是不可兼容的。而宋代文人却做到了仕与隐的矛盾统一。一方面，他们关心政事，希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心性的自由，“与宋代建构起究天人之际，探索宇宙本体，从而建构人生终极依据的文化精神内核相对照，唐代文化则缺少这一鲜明的精神内核，体现为驳杂而非宋代的融会贯通，精纯。”宋代文人学识都比较渊博，有深厚的文化素养，高深的学术见解，对事物的认识独到而深刻。他们将关注的角度更多地转向了日常生活中，一物、一景、一人、一事，均可以成为其审美的对象，正如苏轼所说“凡物皆有可观”，正是处于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对象中，诗人却匠心独运地提炼出许多人们有所感悟却未曾言道的人生哲理。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进山西村》)。可以说，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