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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我理解的鲁迅的精神——无私而无畏，绝望而顽强的战斗着的精神界战士形象。鲁迅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东渡日本，原本是“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是“幻灯片事件”引起了他的反思，弃医从文，提倡“文艺运动”来改变国民的精神世界。然而社会的混沌、阴沉、离奇变幻给鲁迅的“事业”带来了许多困惑，在那个新旧文化交织的年代里，鲁迅既保持了对旧社会旧礼教的呐喊，又怀有对新问题无法解决的彷徨。
       一、祥林嫂死前问答解读
       小说《祝福》正是以一位知识分子回乡的视角，侧面写了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无奈。小说中的“我”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展现的，“我”以一个“觉醒者的形象”翻来见证了祥林嫂的命运。当祥林嫂临死之前问“我”“一个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魂灵”的时候，“我”不知如何回答。小说中这样描写到：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对于魂灵的有无当然是毫不介意的。但是此时此刻“我”面临的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戕害的女性，怎样回答她好呢?“我”“踌蹰”了，最后用同情的心理战胜了“我”的科学。“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这次对话集中写出了“我”对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提问的心理。祥林嫂提出了一个鲁镇其他人不会提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这个“觉醒者”不知如何应对，“我”很惊奇祥林嫂这样一个文盲女性会对“魂灵说”的封建观念提出质疑。这是一个重大哲学命题，是20世纪全人类探讨的话题。“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经过“五四”洗礼的，头脑中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先进文化，是一个要改变社会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对祥林嫂的提问产生了敬意。然而“我”又是一个极为善良的知识分子，“人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恼呢，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于是就有了祥林嫂进一步的提问了。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我”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文盲的乞丐会追问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于是“我”语无伦次了，前后逻辑不清了。“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祥林嫂显然是想要知道关于“灵魂”的系列问题，这涉及到她对自己人生的思考。于是她又问：“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而“我”“即刻胆怯起来了”，用“实在，我也说不清”作为搪塞逃离了这个“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是代表着一心想要启蒙人民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当“我”真正遇到劳动人民问题的时候，却不能够解决了，“我”只有逃跑回避。
       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小说《祝福》中的“我”的心理状态就是鲁迅先生根据自己的精神困境进行的纪实形象构造，我们从这个“我”的身上也读到了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他在面对精神矛盾时敢于承认现实，承认自己有许多解决不了的现实问题。于是鲁迅给予“我”自我反省的能力，对于祥林嫂的问题“我”苦闷了，这里正是表现出鲁迅对启蒙者的自我审视的精神。嘲但是即便伟大如鲁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还是无法解决“个人”与“社会”的问题，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困境中了。“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还仅仅是盲目命运造成的一出胡里胡涂的悲剧”的煎熬在他的头脑中盘旋着，却没有能够找到说服自己的答案。
       不仅是在《祝福》中，在鲁迅其他小说，如《在酒楼上》、《伤逝》等写到的一系列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了《祝福》中“我”的精神困境。鲁迅以所处的生活现实、社会观察和自我感觉出发对生活具象及其运动过程做出同态同步的观照、判断，去理解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鲁迅在写这些人物时并非把现实直接嫁接在人物身上，而是凭籍自己的感觉经验并用恰当的语句来传达自己的观念，我们通过分析人物所面临的环境、所做的事、所接触的人群就可以去触碰鲁迅通过知识分子所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所以不难看出，鲁迅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还是他自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的精神状态，正如朱学勤先生说：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较之同时代人，鲁迅有敏锐深刻的悲剧意识，他的精神困境也因而深切得无可比拟。这样的鲁迅，把历史的悲剧集中在“个人”身上，也只有这样的“个人”及其命运才足以寄托他的精神，才足以负载他对于历史的沉思。
       在“五四”时期的众多知识分子当中，能够真实地表现出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深刻的挖掘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的也莫过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以自身经验了解知识分子，既知道他们的优点，知道他们的缺点，既看到他们的缺失，又能了解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在《祝福》中“我”才苦闷，在《在酒楼上》“我”才既不认同吕纬甫，又无法为他提出正确的出路。这便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长期生活的“向个人”与“向社会”的矛盾状态。时代赋予他们新旧的观念，在破旧立新的事业中，他们热血沸腾，踌躇满志。然而，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他们逐渐开始理性的认识现实。所谓的“科学”也并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是要继续革命还是放弃“科学”呢?“个人”与“社会”的问题冲突而又同一，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以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困境。个人“苦闷”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个人“孤独”与摆脱寂寞的斗争，个人“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思考的突破……他们饱受着痛苦并追逐的精神现实，一面“自信”、“思考”，一面“苦闷”、“孤独”。所有这些精神矛盾都贯穿于整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