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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从家庭视角解读《最蓝的眼睛》
作者:何琼琼

《文学教育》 2008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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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蓝的眼睛》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该小说自问世起,便以其独特的视角,新颖的结构,深刻的寓意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长期以来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中的人物是以家庭为单位呈现给读者的,书中虚写了一个白人家庭,实写了三个黑人家庭,通过描写三个黑人家庭对待白人文化的不同态度,及因此导致的各家庭成员不同的命运,体现了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心灵的侵蚀,强调了重拾黑人家庭价值观,重建黑人种族身份自由的重要性。在此,莫里森的创作主张得到体现,她认为“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以外,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在强势的白人文化压迫下,采取自我否定还是自我认同的立场是决定黑人命运的关键。
       一、代表强势文化和价值观的白人家庭
       小说开头呈现的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迪克与简》中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白人幸福的四口之家有绿白两色的房子,小女孩珍妮有漂亮的红裙子、和善的妈妈、慈祥的爸爸、有哥哥,有朋友,还有小宠物猫和狗。虽然这个家庭并不是由作者创作的,其家庭成员也没有在书中说过一句话,但因为它是白人文化最直接的代表,所以它虽是无声的却是最强势的。莫里森把这个家庭放在小说的开头,并在正文部分再度逐段呈现,其目的也在于指出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自始至终都在影响着黑人的生活和心灵。对于黑人而言,这个家庭像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一些黑人照出的是自己的自卑和丑陋。他们无法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勇敢的面对生活,在受到白人世界一次次的排斥、冷眼后,逐渐走向了自我否定的道路。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审美标准,急切的去拥抱白人文化,只为得到别人承认的目光和赞赏的话语。但是在抛弃了本族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真正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最终导致了精神世界的荒芜并扭曲了年轻一代的心灵,使黑人的悲剧一代代延续。而另外一群黑人在镜子前照出的是不屈与坚强。他们固守自己的文化和审美标准,在物质世界的贫乏中追寻着精神世界的饱足。他们维护着黑人的文化,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并用自己的方式关爱和保护着家人,维护着社区的团结,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一代拥有健全的心智,健康的心态,他们将成长为独立,坚强,有思想的人,并成为黑人民族的希望。
       二、一味迎合白人文化而酿成悲剧的黑人家庭
       在黑人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抛弃了本族文化去迎合白人文化,成了被同化的人物。“被同化人物指部分黑人虽生活在黑人群体内并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熏陶,却千方百计地要排斥自己的文化而仿效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他们主动切断了与群体相联的纽带,疏远了同自己群体成员的关系。”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个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的女孩佩科拉就生活在一个被白人价值观扭曲了的黑人家庭中,她的母亲就是被同化人物的典型。虽然从表面上看,佩科拉的悲剧完全是由他的父亲造成的,因为他强奸了她,使她怀孕并早产一个死婴,最终精神崩溃。但实际上,她的母亲又何尝不是罪魁祸首?她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先是从外表上改变自己,然后用好莱坞电影麻痹心灵,她嫌弃女儿长得丑,把丈夫当成罪孽与失败的典范,对孩子只有威严没有母性的关爱。“在她儿子心里她敲打出离家出逃的强烈愿望,在她女儿心里她敲打出对长大成人,对世人,对生活的恐惧。”而她在白人家做女佣时,却尽职尽责,对雇主家的孩子温柔备至,呵护有加。当可怜的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白人雇主家的馅饼时,她并没有关心自己的女儿是否烫伤,而是歇斯底里的打骂她。她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应尽的责任,儿子的离家出走、女儿的精神失常、丈夫的客死他乡,都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她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对白人文化的顶礼膜拜,导致了这场家庭悲剧的发生。
       当然,乔利也对这场家庭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从小受到父母的遗弃,由一个终身未婚的姨婆带大,没有体会过父母之爱。少年时,第一次性行为被白人看到,并且被要求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完成。虽然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却没有恨那两个白人,反而怨恨起女孩达琳,“他下意识地明白仇恨白人会让他自取灭亡,会将他像煤球一样燃烧,只剩下灰烬以及团团的青烟。”他离开家乡,在外面飘荡,过着艰难却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不懂得爱情,即使和波莉结婚也只是出于好奇心。“当先前的好奇心已不复存在,他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包括他本人。只有喝酒才能让他忘却这一切,给予他一线希望。”他不懂得如果疼爱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本人也从未体会过这种爱。所以当他喝醉了酒,看到了女儿时,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怜爱之情,最终以一种愚蠢的方法给女儿带来了致命的创伤。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佩科拉从小就体会不到人间的爱和温暖,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和赞美。老师、同学和调皮的男孩子都嘲笑、欺负她。自卑胆怯的性格使她不敢为自己辩护,而只能对一切逆来顺受,幼小的心灵也因此受到了扭曲。她对自己的丑深信不已,并认为只要自己长得漂亮,事情就会不一样。她把变美的希望寄托与能够拥有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美丽的蓝眼睛。对蓝眼睛的企盼说明佩科拉已经完全接受了白人文化意识,种族主义已经在她心中内化,也注定了她将成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最终,在遭到父亲的强暴、身体上受到巨大的伤害后,她的精神也恍惚了,自以为已经有了一双蓝眼睛,并日日与自己私语,在垃圾间游荡。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彻底摧毁。
       虽然布拉德利一家的遭遇根源是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但可以说,他们一家是自我仇视的种族主义文化的受害者。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家庭也和乔利一家有着相似的可悲性。女主人杰萝丹也是一个典型的被同化人物。她觉得自己的肤色较浅,因此比黑人要高贵,离自人更近。其实她这种“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想法是可悲而可笑的。在白人眼中棕色人和黑人一样卑贱,只有他们才是尊贵的。杰萝丹受过白人的伦理教育,时刻以白人的清规戒律要求自己,要“勤俭,耐心,有道德,有礼貌”,她时刻注意不与黑人交往,企图保持自己纯洁、高贵的形象。在她努力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向白人的世界靠拢时,也失去了生活的所有乐趣。夫妻之爱在她看来是件肮脏不堪的事情,她宁愿从猫身上寻找肉体的快感。母爱也只是限制在给儿子提供舒适、温饱,以及给他梳洗打扮上。“杰萝丹不和孩子谈笑逗乐,也不亲吻溺爱”。她的自我压抑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事实上,她的生活萎缩到如此地步,完全可以把她比作蜷缩在白人文化和社会法则下的猫,一只黑色
       皮肤骨子里却用“蓝眼睛”观察世界的猫。”
       裘尼尔原本是个活泼健康的小男孩,他喜欢和黑人孩子一起玩,“喜欢他们坚实的躯体在他身上的感觉,喜欢粗野的黑人身上特有的味道。”然而在杰萝丹的管教之下,裘尼尔活泼的本性也受到了扭曲和分裂。她不允许裘尼尔与黑人小孩玩,因为黑人肮脏吵闹,而他们有色人整洁安静。“有色人与黑人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分明,因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孤独无法排解的时候,他将兴趣转向了捉弄黑人小女孩和折磨那只抢走了母爱的猫。他把佩科拉带回家里,同时折磨她和猫,当杰萝丹回到家时,他又把猫奄奄一息的罪责推到无辜无助的佩科拉身上。小女孩又一次受到了别人的白眼和侮辱。而这一切应归罪于杰萝丹对黑人文化的弃绝,她对白人文化奋不顾身的追逐不仅毁掉了自己的快乐生活,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母亲们对白人文化的模仿和内化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使原来可以健康成长的他们一个精神失常,一个心理变态。社会的不公正,种族歧视的存在固然是不可否认的外因,但是作为推动力的内因还是他们自身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否定和抛弃。在此,莫里森又一次强调了维护和弘扬黑人文化的必要性。莫里森在描写这两个家庭时,对女主人摒弃本民族文化,最终迷失自我、遗害后人的作法予以了谴责,但很明显她谴责的力度是不同的。在描写黑人波莉一家时,她不仅叙述了波莉的“白化意识”对家庭成员的毒害和乔利对女儿的罪行,更是花了很大篇幅描述了两人的成长故事,指出他们本性善良单纯,但在白人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屡受摧残,这直接导致了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其实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读者在对他们充满愤怒的同时,也充满同情。在谴责他们的同时,也在谴责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社会。而在描写“有色人种”杰萝丹时,作者并没有给读者多少同情她的理由。以她为代表的“有色人种”鄙视和远离黑人团体,却又不能被白人世界所接纳。她们的清高和虚荣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境地,她们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的错误定位造成的。“莫里森通过描述他们的生活,写他们和佩科拉悲剧的关联,表明了她的看法:基于肤色等外部特征之上的自我假想的优越感,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因为肤色不过是个生物学的特征,与内在价值的完善并无关系;相反,紧紧抱定这一有害观念会妨碍身心健康的发展,导致黑人社会的分裂。”
       三、固守本族文化并依然幸福的黑人家庭
       与迷失在白人主宰的世界,丧失了自我的两个悲剧家庭不同,故事的叙述者克劳蒂亚和她的家人过着健康而幸福的生活。麦克蒂尔夫妇努力避免因种族主义和经济贫困导致的精神贫困。他们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相亲相爱,勤劳勇敢,保护孩子免受欺辱,并传授她们生活的技能。他们恪守黑人民族的美德,时刻不忘自己的民族文化。麦克蒂尔夫人经常唱黑人歌曲,她优美的嗓音给家人带来了力量和信心。“我母亲多彩的嗓音给悲痛带来了色彩,将歌词里的痛苦抹去,使我相信悲痛不仅是可以忍受的,悲痛也可以是甜蜜的。”麦克蒂尔一家还继承了黑人的社区责任感,即黑人间的无私互助,帮助同胞走出困境。这一点也是莫里森所强调的。她们一家人收留因房子被烧而无家可归的佩科拉,两个女儿还与佩科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克劳蒂亚姐妹在父母的正确引导和保护下培养了勇敢、坚强、自信的性格。克劳蒂亚不崇拜白人文化,对于象征白人标准美的洋娃娃,她一点也不向往,因为肯定了洋娃娃的美,就等于否认了自己的黑人美。姐姐弗里达在佩科拉受到别人欺负时更是拔刀相助,体现了其勇敢正直的本性。当佩科拉疯了之后,她们因为不能助她一臂之力而常常的愧疚。姐妹俩为了帮助佩科拉而种下的金盏花没有发芽,她们因此而深深自责,认为是自己把花籽埋的太深所致。但是当她们长大成人后,终于明白:
       “——我会说当年我并未将种子埋得太深,而是土地的原因,镇上土壤的原因。我甚至认为当年全国的土壤都对金盏花存有敌意。在这片土地上结不出果实。当土地决意封杀时,我们大家对此默许,认为受害者无权生存。毫无疑问我们错了,然而这无关紧要。已经太晚了。至少在我居住的小镇边缘,在镇上的向日葵垃圾堆间,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很明显,金盏花象征了黑人,而土地则象征了白人主宰的美国社会。小说的结尾表明以克劳蒂亚为代表的思想上独立的黑人已经意识到了造成黑人悲剧的社会根源,虽然这种认识对于拯救佩科拉来说已经太晚了,但是对于整个黑人民族而言,这种认识是他们振兴民族的希望,所以永远不会太晚。
       社会对于黑人种族的歧视使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在物质条件、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而黑人家长对于这种歧视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又直接影响了自己和下一代的性格及命运,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个黑人民族的命运。莫里森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正在于让黑人能够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到自己的美,认识到黑人坚持自我和保持社区团结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