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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潮——“五四”时期，作为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个女性会员，庐隐的创作无疑具有拓荒的价值。然而早期部分评论家认为她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半新半旧的温柔的闺秀”或“小资产阶级的纯粹旧式的女性”，“脱不了旧文学的色彩，而她本人则是一个“悲观到自暴自弃的地步”的“脆弱女性”。悲哀是庐隐一些重要作品的主旋律，但正如茅盾所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寻庐隐创作中悲哀情愫的成因。
       一、多舛命运下的艰难人生
       庐隐自幼身世凄苦。在来到人世之时，由于外祖母的去世被母亲认为是“不祥之物”而弃之如敝履。这不幸的儿时经历在被认为是她的自叙性写作的《海滨故人》中，有真实而详细的描述：
       “露沙出世的时候，亲友们都庆贺她的命运。因为露沙的母亲已经生过四个哥儿了。…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经派人来接她的母亲。为了露沙的出世，终没去成，…后来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亲的热情，变成憎厌露沙的心了!”。
       苦难的童年使庐隐养成了倔强执拗、反叛的性格。17岁那年一位远房表亲向她求婚，因为家人的反对，她便毅然决定与之订婚。后来又因志趣相异而解除婚约并经过重重波折与使君有妇的郭梦良结为伉俪。然而不幸的打击接踵而至，短暂的幸福过后，庐隐又体会到了丧偶的切肤之痛。后来母亲、大哥以及好友石评梅相继去世，庐隐又因无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伤心到极点：“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着慢性的自杀。”多舛的人生经历使庐隐沉浸在痛苦的深渊无法自拔，使她“总拿着一声叹息，一颗眼泪，去笼罩宇宙，去解释一切”。因此在她创作的《海滨故人》、《兰田的忏悔录》以及她以石评梅为原型的《象牙戒指》等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悲哀情调。
       二、时代语境下女性的迷惘与困惑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弑父”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啻是发生在整个文化和观念领域的一场‘辛亥革命’——一场规模大、效果显著的象征性弑父行为”。在这一时期，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反封建礼法一样，妇女解放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五四”如同一声惊雷激活了几千年来父系体制下处于蒙昧、混沌状态中的女性意识。而婚姻自由又是妇女解放中最迫切、最直观的问题。庐隐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冲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她们勇敢而坚决，饱含对爱情的无限憧憬和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在这一点上，她的创作无疑与时代脉搏是相契合的。然而时代并未赋予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以安身立命之所，“‘五四’时期最大的成就似乎仅仅是确立‘价值正负’”。逆子逆女们“在短短十年时间未及建立一个在秩序和系统性上都如‘父’的文化那样完满而完整的‘子’的文化，也可以说，这一‘子’的文化由于缺少相应的政治、经济基础而难以存活”。因此，“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也只是构筑在云端之上的空中楼阁。那些曾经果敢而决绝的“新女性”们以“娜拉式”的出走迈出了背叛旧式家庭的第一步，而路在何方?又走向何处?现实的困窘把她们放置在一个新旧时代的断层之上，使她们陷入了无尽的迷惘与困惑之中。应该说庐隐对妇女解放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她曾深刻地指出：“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时代的局限再次向我们证明“‘五四’时期的一批青年文学者缺乏行动的力量，……在局促的活动天地里，在单调枯索的生活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却迅速地成长起来”。这正如庐隐创作的人物，是“心态上已经觉醒，行动上却还茫然失措的知识女性的典型代表”。
       庐隐的困惑一方面来源于对人生出路探求的不可得。在“五四”叛逆的女儿中庐隐应是最勇敢的一个。然而现实与理想却有着巨大的落差。《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是一个最先觉醒起来，有知识的新女性。她苦苦探求人生的究竟，得到的只是“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这时的心，仿佛到极点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来，人间又有什么真的价值呢?努力奋斗，又有什么结果呢?”《海滨故人》中的云青、宗莹、玲玉和露沙都是有志于社会的青年学生、知识女性，这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书中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动辄多所顾忌”。当真正接触到社会，体会了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之后，便“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庐隐笔下的人物没有几个能逃脱痛苦、悲哀和绝望的包围。这何尝不是庐隐自苦的告白?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脚绕着向最终的地点观望，一只脚是放在感情的旋涡里，因之，我的两只脚的方向不同、遂至既不能超脱又不能深溺，我是彷徨于歧路，——这就是我悲伤苦闷的根源”。这梦醒后不可得的痛苦，正是庐隐在探寻人生之路上进退维谷、举步维艰的真实投影，也是她心路历程上最真实的感受——悲哀。
       另一方面，自由婚恋理想的幻灭是其人生困惑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一点上庐隐有着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情感体味。在当时，她与郭梦良的婚姻无疑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了成功跨出妇女解放第一步的典范。然而不久，甜蜜的新婚生活就被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填满。庐隐的创作也因此搁浅，生活的现状使她变得平庸而家常。自由争取的婚姻既使她满足，也使她失望——理想的婚姻生活和现实生活完全相反。庐隐在庸常的生活中沉浮了半年之久，才又在好友石评梅的敦促下重新开始创作。这一时期她的创作角度发生了变化。对妇女解放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反思和探索。“家是女性被派定的归宿，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隔绝，蛰居于被动，驯服得无自我意识的状态”。作品不再着力描写封建旧势力对青年幸福的扼杀，而是反叛旧家庭、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又将走向哪里?“她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获得解放而不是穿新鞋走老路?”但其结果依然是无出路的悲哀。《前尘》中，“伊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的多。伊最不惯的，便是学做大人，什么都要负相当的责任，煤油多少钱一桶?牛肉多少钱一斤?如许琐碎的事情，伊向来不曾经心的，现在都要顾到了”。“伊少女的生活。现在收束了，……环境的陷入，又正如鱼投罗网，朋友呵!伊的红花几时可以开放?”“伊”的喟叹正是庐隐对女性幸福在哪里发出的灵魂深处的叩问。《何处是归程》中的女主人公沙侣，婚后所有
       精力都投入到琐碎的家务和教养孩子之中，她从客厅转到卧室，从卧室转到厨房，在那些平庸又平淡的生活中，事业、志趣都成了她生命中的“陈迹”。通过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追求和探索中的情感悖论：“似乎结婚与不结婚对于知识女性来说，都不是好的选择。看来庐隐既不愿忍受独身的孤零，又不满于婚后生活的庸碌琐碎，‘何处是归程’?庐隐在这个问题面前十分迷惘”。在她看来婚姻是“女人的坟墓”，而笔者认为与其说庐隐笔下的婚姻是“坟墓”不如说是妇女解放的“终止”。妇女解放的实质并不是“娜拉出走”这样一个在高潮嘎然而止的戏剧动作可以诠释的，也不是单纯的意识层面上的反封建礼法可以完成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是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但“五四”女儿们一旦面临婚姻——她们反抗、斗争而来的婚姻，也只能是泪眼相对。“婚姻，那便是重新隐没，至少是半隐没在历史地表之下。新女性的瞬间将消失，留下一段美丽的‘五四遗事’，一段美丽的‘前尘’”。庐隐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视妇女解放为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他们探索与考察都滞留在形而上的思想文化层面。这正是庐隐找不到出路的症结所在。人生痛苦，恋爱痛苦，婚姻痛苦，独身也痛苦，于是死亡成了最后的终结。我们看到亚侠死了，丽石死了，沁珠也死了，庐隐把个人的悲哀与时代的悲哀渲染到了极致。
       三、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是在20世纪之初伴随着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各种思潮传人中国的。在“五四”那样一个旧的父系意识文化体系开始瓦解，新的体系又未及建立的时期，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容易也很乐意接受外来思潮的影响。庐隐也自然地接受了叔本华“悲的哲学”。她在自传中曾提到：“对于他的‘人世——苦海也’这句服膺甚深……悲哀便成了我思想的骨子，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染上悲哀的色调了”。不难看出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是构建庐隐作品中悲哀氛围不可或缺的又一因素。
       叔本华看来，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是痛苦。“人生作为意志的肯定，其结果就是痛苦，没有持久的幸福”。庐隐深谙其“悲苦”的哲学内涵，因此总是“向着世界的一切感叹”，“含着泪凝视宇宙万汇”。她自己也说“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是凄苦悲凉之音”(《寄天涯一孤鸿》)，“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庐隐自传》)，“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并且只有悲哀，能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寄燕北一故人》)，“只有悲哀，才是永驻我灵宫的骄子”(《时代的牺牲者》)。不仅如此，在创作中她也欣然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的观点。《海滨故人》中对露沙犯哲学病般的冥想有这样的描述：
       “——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作什么?……其实又有什么可作?恋爱不也是一样吗?青春时互相爱恋，爱恋以后有怎么样?……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呵!”
       这一段关于露沙的思想，或者应说是庐隐的思想正是承袭叔本华“人生的幸福和满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这一观点。他认为“一切满足或人们一般所谓幸福，在原有意义和本质上都只是消极的，无论如何决不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不是本来由于它自身就要降临到我们身上来的福泽，而永远必然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因为愿望，亦即缺陷，原是任何享受的先行条件。但是随着满足的出现，愿望就完了，因而享受也就完了。因此，满足或获致幸福除了是从痛苦、从窘困获得解放之外，不能更是什么”。同样，在庐隐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死亡，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叔本华的“痛苦的摆脱——死亡”有相当的契合。小说中诸如邵浮尘、曹子卿、张沁珠等，不论男女均以生命的终结为人生划上了句号。在他们眼里“死作为渴望的解脱已经是极受欢迎而被欣然接受了。随着死亡的到来，意志的那个最后的、已经腐朽的纽带也扯断了”。
       庐隐的作品中笼罩着化不开的悲愁哀怨。这种创作中的悲哀情愫在“五四”时期似乎是与主流话语场背道而驰的，但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那悲哀感伤情绪的形成是有其特定的个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等诸多原因的。庐隐是“五四”文学画廊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为我们留下的作品，既是中国新文学的财富，又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透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