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著名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人物。“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他更是忙个不停，接受访谈、发表演讲、著书立说。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两个他始终关注的主题，即：美国的国际战略和美利坚的命运。校园里和公共场合里的亨廷顿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藏在近视镜片后面一双鹰隼般的灰色眼睛闪烁着钢铁般意志的光芒。美国著名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 的资深作者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九一一”发生后不久采访了亨廷顿，其中提到的一件事很能反映亨廷顿的性格。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亨廷顿和他的一位朋友饭后散步时路遇劫匪。他的朋友回忆说，亨廷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挥拳打去。一番扭打之后，劫匪竟为亨廷顿的不屈不挠所震慑而抱头鼠窜。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难道他不明白如此奋不顾身有可能遭致更大的危险？他回答说，那是他本能的反应。
       亨廷顿在“九一一”之后最重要的著作当数去年在纽约出版的《我们是谁──挑战美国的民族认同》。在这本书里，亨廷顿以他一贯洗练、犀利、直截了当的文风，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历史际遇，以及这一认同的起伏与实质做了畅晓易懂的表述，读来令人觉得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在他看来，美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是重振已相当脆弱的美国国家认同的大好机会，但问题在于，这个认同应当是怎样的？应当是重新确认过去的那种以基督教清教伦理为核心、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文化为内涵的所谓“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抑或如激进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所追求的那样，在美利坚大地上建立一个符合他们意愿的社会？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缺乏具有领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作为精神主体，而仅仅以意识形态维系的话，那这个国家的认同一定是不牢固的，而这一文化价值应当是源自于宗教信仰。因此，他认为，多元文化理念与美国的整体国家认同，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文化多元主义者的理念在美国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占了上风的话，美国社会也就真的成为所谓“马赛克(mosaic)”式的社会了。这对他这么一个“爱国主义者”而言，是不可容忍的。他认为，族群、次民族(sub-national)、种族，如果这些认同大行其道，意味着人们关注的是族群性，这对国家的团结是有害的；它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凝聚力，公民也会因此而失去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感。因此，他主张，人们不应过度地关注自己的群体认同，社会也不应鼓励人们这么做。
       亨廷顿认为，因为美国拥有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爱国主义在美国社会有深厚基础。但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尤其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认识有下降的趋势。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些涉及到美国认同的民意调查中，许多人不用“我是美国人”来作答，而是热衷于标榜自己的地方、族群或种族认同。亨廷顿为此大感沮丧。他不相信美国人民已经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激情，因此，他认为，近几十年来一直为推动建设多元文化社会而不余遗力的社会精英应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低迷状况负责。他咒骂美国的一些政界、学界和商界精英“灵魂已死”，并用“精英的非国有化(denationalization of elites)”一语来指责他们的离经叛道。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理解到，其“非国有化”有两方面含义：精英们对国家的疏离，以及他们之作为所起的对美利坚国家认同的解构作用。政治家为了拉选票对国家的整体利益无所顾忌；学界左翼精英的民族虚无主义；商界精英则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成为跨国人物、世界公民。
       为了实现或表达自己的理想和理念，许多社会精英积极投入到推动“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要求给予非法移民合法地位等活动中。亨廷顿对此尤为恼火。为了证明这些精英的想法和做法有违民意，他用许多相关的民意测验结果来说明社会公众实际上不喜欢这些精英的所作所为。他相信，诸如“平权法案”、(支持将西班牙语列为官方用语的)双语运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并导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利坚民族的解构。显而易见，亨廷顿与美国知识界的其他保守自由主义者同属一个阵营。这批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主张政府应对任何种族/族群认同视而不见；认为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所关注的应当是独立的个人而不是任何次于民族(国家)的群体的利益。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逐渐忽视自己的种族或族群性，使国家更有凝聚力。这种看法无可厚非。然而，亨廷顿的思想有两个要害之处：其一，他认为，美国的国家认同的支柱是所谓的“美利坚信条”，而这一信条的核心价值是清教伦理。循此逻辑，在他看来，要求外来移民同化于美国白人的清教徒文化完全是应该和正当的；其二，为了稳固美利坚国家认同，美国需要有敌人。那么，谁是美国的敌人呢？亨廷顿认为有二：现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潜在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民族主义整体。
       所谓美国或美利坚信条的概念被广泛使用是因为政治学者麦尔多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名为《美国困境》（The American Dilemma）的书。在书中，作者点出美国在种族、宗教、民族、地区以及经济上的异质性，但是，他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共享某种东西：一种社会气质和一种政治信条。为此，他用冠以大写字母的“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 来代表之。这一用语很快为媒体所接受，并被美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视为构成美国民族国家认同之关键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成分。然而，麦尔多的表述并没有把基督教伦理与他所定义的美国信条联系起来。相反，他所谓的政治信条实际上是启蒙运动所讴歌的人生来平等、自由、民主、博爱。这包括了今天美国国家政治所主张的言论与结社自由等已为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东西。而亨廷顿却把所谓清教伦理强调为美国信条的重要成分，主张所有美国公民和想成为美国公民的人都必须视此为美国的正朔，这显然与今天国际社会对基本人权的关怀不符。除了国际社会中的宗教极端主义国家和一些国家中别有用心的政客之外，我真无法想像，当今世界的知识界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勇于如此宣称自己国家的政治信条。在他的这本书里，十字军式的语言，诸如：“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基督教国家”、“教会是美利坚民族的灵魂”，比比皆是。
       冷战结束之前，亨廷顿认为世界不安定的根源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因此，美国的敌人是其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随着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他与福山一样，相信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在国际问题上，他依然坚持其成名作《战士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A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1957) 的思路:世界是不同权力角逐的场所，任何强权都不能在此建立完全符合自己利益的统治秩序。虽然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有着普世的意义，但它无法说服所有的人去接受它，因为许多社会仍为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权力所控制。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主张美国应当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冷战之后，“历史终结”。因意识形态而成为敌人的对立面已不复存在，然中东一带仍战火不息，美国的利益在那儿不时成为攻击的对象。不仅如此，世界历史上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烟云又起。亨廷顿疑窦顿生，思来想去，遂推出其“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已不再以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划分，而是以文化来划分。文化相同者易于凑在一起，因为他们共享某种价值。而某些独有的价值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允许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所以，即便西方的某些价值具有普世的意义，也难以在世界上通行无阻。
       亨廷顿的这一主张得到他过去的学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遥相呼应。如果说，亨廷顿因为相信不同文明之间的不可兼容而对西方的某些理念或价值是否有普世的意义尚存保留的话，福山则坚定地认为，诸如自由、民主这类价值无疑是超越文化或文明樊篱的。但是，他并不主张“输出民主”，因为新旧国家制度的过渡远比铲除一个旧政权要难。人们总是觉得，在外力干预下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正当性总比从自己的社会产生出来者要差些(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显然，福山与亨廷顿的用意都在于点拨美国政府：人家不会听你的，因此不要在国际事务中过多搅和和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同样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卫道士，福山更多地从技术上说明“输出革命”的困难，并没有把这种困难归咎于文化他者的不可理喻。亨廷顿则恰恰相反。他用一种近乎种族主义的言论来支持他的预设──他认为美国的优越之处不在于美国人民优于其他人民，而在于“美国理想(American ideals)”的至高无上。
       “九一一”发生后，亨廷顿立刻感觉到，此时如再强调所谓“文明冲突”不啻正中本·拉登下怀，谁都知道，他所希望的就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全面对抗。在这节骨眼上，亨廷顿赶忙用“文明与野蛮”取而代之。于是乎，文明冲突论中与基督—犹太文明对立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已构不成威胁，于是，“中国民族主义”就应该是“非意识形态的”。既然“非意识形态”，那就不可能是思想统一的单股力量，所以应当是“非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整体(the entity of non-ideological Chinese nationalism)”。显然，他在玩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
       在我看来，文明之所以会发生冲突，就在于这个世界上仍有不少人有着与亨廷顿一样的观念和行事逻辑。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伊斯兰专家路易斯(Bernard Lewis) 在《纽约客》上撰文指出，伊斯兰与基督教一样，强调一神信仰，因此，两大宗教本质上无法相容。显然，“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老话，在调解以宗教信仰为基本支柱的文明之间对抗的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当事者无意于建立一种超越信仰的宽容态度的话。亨廷顿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宗教背景决定了他狭小的人文视野──我们不能指望他对其他宗教及其相关文明能有容忍态度，也决定了他只能悲观地看待人类的前景。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西方社会对异族、异文化的容忍，对多元文化的鼓励，以及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与基督教的日益世俗化互为因果。亨廷顿却指责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因此而低迷。“九一一”之后，霎时间，美国社会的爱国主义话语甚嚣尘上，大有民族主义崛起之势。亨廷顿大感欣慰，不失时机地宣称要重振清教徒精神伦理，以填充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部分。不容否认，美国是西方国家里教会势力最强的国家，时至今日，宗教在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从正反两方面而言，基督教在美国建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可是，基督教也给美国的历史带来污点。谁都知道，美国历史上、社会上那些极端的种族主义者都来自基督教清教某些原教旨主义派别。
       作为一位学者，亨廷顿也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可能与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客观态度有所冲突。在书的开篇，他有以下这么一段话：
       这本书的成形归之于我自己的认同，即爱国者和学者。作为爱国者，我深切地关心我的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她建立在自由、平等、法制和个体权利之上──的团结和强盛。作为一名学者，我发现美利坚认同的历史演化和现状为我们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供了令人欲罢不能的重要的课题。然而，爱国主义的动机和学术研究有时可能冲突。认识到这一点，我试图尽可能地做到(二者)分离和细致深入的证据分析，同时，我告诫读者，我探索存在于美国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中的意义和美德的爱国欲望可能影响到我所选取和呈现的证据。
       为表明他的立场，他将自己同美国学术界的左翼精英区别开来。他把成批的美国知识分子视为解构美国国家认同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些人的基本人文关怀超出了国家的界线，并且全力支持美国国内包括各少数族裔和同性恋群体在内的各种弱势群体、挑战他奉为美国立国精神支柱的传统清教价值观。作为一位保守和虔诚的基督教圣公会成员，他无法容忍和同情美国社会人文学界的无神论、信仰自由及同情文化他者的倾向。他相信，这种倾向的直接结果是使具有不同信仰的外国移民不易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文化所同化。
       出于某种公平和道德感，同化(assimilation)这一术语已几乎从美国政治生活中遁迹。避用这一术语当然与美国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有关，但这种矫枉过正却也反映了美国许多具有正义感的知识界人士为平复历史上种族隔离制度所遗留下来的社会创伤所做的努力。亨廷顿此时竟呼吁联邦政府重新把同化推到决策的层面，这的确是美国学术界的异数。时光，在他的字里行间，仿佛回到了过去。
       正如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亨廷顿确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他十分关心一般美国人对国家的态度。在他看来，美国国家认同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日益式微是很悲哀的事。他认为，自那个时代以后，大量反传统主义者、激烈的越战反战人士、颠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虚无主义者窃据了大学教席，使得大学校园成为宣传解构主义、诋毁美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场所。字里行间，他对当今美国的学术精英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他认为，现在美国国内大量的民权活动家和校园、商界精英建立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是与马丁·路德·金博士所倡导的理念对立的。金博士希望的是，少数民族不应被排除在美国这一“熔锅(melting pot)”之外。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使美国黑人长期以来无法与主流社会在文化上融为一体。而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的存在限制了黑人应有的公民权利，使黑人无法成为真正的美国人。据说金博士接受的是所谓“国信条”所昭示的、以清教伦理为主轴的美国文化核心价值，亨廷顿遂延引为同道。金博士若九泉之下有知亨廷顿那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至上主义，不知作何感想。种族主义者依肤色分人三六九等，亨廷顿则以宗教划分；二者其实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
       亨廷顿不到二十五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迄今，学术之路已历经半个多世纪。据说他在一九五○年写博士论文时曾连续四个月发疯般地工作，从而因身体和精力的大量透支而与糖尿病终身结缘。为此，他每天必须六次检验血液中的糖度以决定每餐该吃什么。这位经常处于紧张和愤怒状态之中的人，对待学术和生活的态度不能不令人佩服。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矛盾，创作出《钢琴家》、《苔丝》等不朽经典影片的波兰斯基曾因参与轮奸幼女遭美国警方通缉，以至于二十多年来一直不敢进入美国；亨廷顿，这么一位像韦伯那样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强自律精神和道德感的人，却因缺乏人文关怀而为人所诟病。从亨廷顿的著作，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民族主义激情和文化沙文主义是如何地令人难以忍受。做一个换位思考，别人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如果我们任由民族主义情绪随意宣泄在我们的声音和写作中。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