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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电影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本文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背景结构、人物塑造及命运角度进行对比解读，并挖掘存在差异的原因，认识到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质的艺术形式。
       一、《活着》小说与电影细致对比性解读
       (一)空间背景结构
       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整个小说中“土地”这个空间对象就变得相当重要，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皮影戏比土地更有形式感，除了有光有色有运动，皮影戏还要人开口唱，这就使得电影的听觉语言也就丰富起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土地”的伟大与细腻。
       (二)人物塑造及命运
       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命运都是用文字表达的，要读者自己去阅读想象，而电影中人物是演员用表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和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走向死亡。这里就以这两个点为切口来分析。以福贵爹为例，小说与电影中福贵他爹都是在福贵输尽家产之后气死的，但是两者的处理不同：小说中他爹先是病了，等到让福贵还了债，龙二要了房子，他爹再向村里的粪缸走去时，“已经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这才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而电影中则直接让他在还完龙二的债后，试图去打福贵，一口气没有上来，直接气死了!所以电影中省掉了由鸡到牛的对话，电影的这种处理使冲突更加的剧烈，情节更加的简洁，但是的省略使得作品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活着》小说与电影存在异同的原因
       (一)电影和小说不同的生产与接受
       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创作，受读者接受等外在客观影响小。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首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活动，面对小说《活着》这个文本的时候，先是经过编剧的改写，其次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还会有导演和演员自己的理解，这样这一改编过程就至少经过了编剧一导演一演员的三层理解，很自然对原著就会有所创造和改动，家珍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通过巩俐将她表演的更加个性化的；其次是观众的接受，一部电影是否成功评价标准很多时候就是：票房和奖项，这两者其实就是一种观众接受的量化表现，小说中是每个人物的死去尤其是凤霞、苦根的死亡都太具偶然性，给人一种不可信的感觉，所以在电影中就将人物死去与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死亡的气息太浓，电影中则留下了家珍、二喜、馒头与福贵团圆结局，这样更符合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向思维和心理，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二)作家余华／导演张艺谋不同经历与立意
       张艺谋二十八年的生活都是在陕西这片黄土地上，这就为他改编江南农村为北方小镇提供了基础，对于北方小镇的表演他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余华童年的孤独与不幸给他留下了沉重的创伤，使他深刻地洞悉出人生充满了悲观、绝望、孤独、无奈及丑恶，所以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表现死亡为主题，一直就用死亡的气息笼罩在读者的心头，结局时候所有的人都偶然性地死去，只剩下了福贵一个人和一头老牛一起生活。而张艺谋一直与底层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接触，喜欢在电影中表现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存状态，将他们的累和苦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但是导演最终还是要表现对小人物的终极关怀，所以在福贵、家珍经过了一系列苦难之后，他们还是坚强地活着，而外孙“馒头”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
       对《活着》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对文学的改编，同时电影对文学的改编还可以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刻，促使文学作品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改编中存在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两种艺术观的冲突可以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使得小说和电影更加完美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