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外来词指记录外来植物名称的词。中国自古以来就和很多民族相接触，在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以引进农作物、蔬菜、水果等植物居多，这些植物在引入之前都是我国文化上的缺项，那么就得给这些外来植物命名，于是就产生了植物外来词。
《本草纲目》是明朝李时珍耗尽半生心血，历时二十七年，三易其稿，完成的皇皇巨著。李时珍专辟“释名”项，对许多药物名称加以诠释，有的诠释的非常精辟正确，有的完全是望文生义，其中包括对植物外来词的诠释。本文试通过分析《本草纲目》植物外来词释名来考释植物外来词，将其归纳为音译借词型、音加义借词型和意译借词型，并探讨李时珍误训植物外来词的原因。
(一)音译借词型
即在引入外来植物时，把外来植物名称的声音用汉字转写下来，这些汉语词之间没有意义的联系。李时珍把译音外来词当作汉语固有词，并对其附会而强加解释。《本草纲目》有如下一些译音词：
阿魏：“夷人自称曰阿，此物极臭，阿之所畏也。”(《本草纲目30卷，木部》)阿魏，始载于《新修本草》，实际为古吐火罗语ankwa的音译名，亦译作央匮。《本草纲目》中提到的其他名称，如熏渠、形渠为梵语产地“hingu”的音译。《本草纲目》中有名“哈昔泥”，哈昔泥为波斯地名Gazini，系阿魏产地，以此命名。可见阿魏的命名非李时珍所谓的“阿之所畏”之意。
葡萄：“葡萄，人酺饮之，则陶然而醉，故名。”(《30卷，果部》)，葡萄一词有人认为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挑国而来。扑挑字应作“朴桃”，它的所产之地；一说是《汉书·大月氏传》的濮达；一说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i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有人认为源于大宛语badaga。按李时珍的说法，葡萄之所以称为葡萄，是因为这种水果酿成的酒能使人饮后陶然而醉，故借“葡”与“萄”两字，叫做葡萄。然而葡萄是个译音词，而非“陶然而醉”之意。
苜蓿：“郭璞作牧宿，谓其宿根自生，可饲牧牛马也。又罗愿尔雅翼又作木粟，言其可炊饭也。”(《20卷，草部》)苜蓿，在《
汉书》里只写作“目宿”，郭璞作“牧蓿”，罗愿作“木栗”。《辞海》苜蓿条云：“古大宛语buksuk的音译。汉武帝时(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国带回紫苜蓿种子”。《史记·大宛列传》：“(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葡萄)肥饶地。”晋代的郭璞不懂音译之理，李时珍沿袭其望文生义的错误。
林檎：洪玉父云：“此果味甘，能来众禽于林，故有林禽、来禽之名”。郭义恭《
广志》亦云：“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禽，亦名来禽，言味甘，熟则来禽也。”(《30卷，果部》)林檎、来禽、黑禽都是外来语音译，但具体是何族之语，尚未知。此果产西域，约在魏晋时期传入中原，最初译作里禽、来禽。有洪玉父和郭义恭两人共同的观点引证，李时珍对“来禽”的命名更加确信无疑，殊不知别人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槟榔：宾与郎皆贵客之称，稽含《南方草木状》言：“交广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则槟榔名义，盖取于此。”(《30卷，果部》)槟榔叉写作梹榔、宾根、槟门、宾门，是马来语或印尼语pinang的对音。槟榔，一名仁频。《汉书-司马相如·上林赋》：“人频并间，”颜师古注：“仁频即宾根也，频或作宾。”爪哇语管pinang叫做jambi，也或许就是“仁频”的音译。李时珍将音译外来词“槟榔”当作是汉语固有的形声字，于是开始凿求字形，将其表示声音的“宾”和“郎”进行会意，得出“宾于郎皆贵客之称”。
虎魄：“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37卷，木部》)虎魄，《别录》作琥珀。《汉书·西域传》云：“碟宾国(kasmira)出琥珀。”其语源一说为突厥xubix；一说来自叙利亚语hakpax；一说来自中古波斯(倍利维语)kahrupai。由此可知，虎魄是外来词的音译。因其类玉，故改从玉旁作琥珀。
硇砂：“硇砂性毒，服之使人硇乱，故曰硇砂。又云：狄人以当盐实。故以戎硇、番硇。”《新修本草》曰：“硇砂出西域。”由此可见硇砂为外来物，李时珍将“硇”误释做硇乱，疑为“恼乱”之意。硇砂为波斯语nushadir的音译。
《本草纲目》中这些植物音译外来词是利用汉语语音对外族语音的模仿改造而创造出来的，不仅其语音形式已经复合了汉语语音的表达习惯。而且在词形构造上音译外来词也与汉语本身相一致。再说汉语的单音节语素较多，这就导致其同音异义的字比较多，人们在选择哪一个汉字来音译某个外来词有较大的自由，于是人们就着原来的译音在语音上选择那些接近语源，而且意义上也有一些联系或者让人产生联想的汉字。如“苜蓿”最开始写作“牧蓿”让人联想到其牧马的用途；“葡萄”引入时记作“朴桃”，可见当时的人们把它看作桃的一类；或者用字都加草旁或木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植物名称。罗常培在其《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说：“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的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禽安鸟，水族著鱼’的办法硬把它们写作谐声字，在不明来源的人看，简直不能发现它们的外国色彩。”由此可见，不懂其语源和不懂音译之理的人很难判断哪些是音译词。
(二)音加义借词型
这类借词有一部分是原来的译音，另外加上的一部分却都是本地话的意义，如在音译音节后面加上一个汉语音节表示植物种类，李时珍将音译的一部分理解为汉语固有词，通过分析内部语素意义的方式进行会意，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笔者在《本草纲目》中找到如下一些词。
檀香：“檀香，檀，善木也，其字从亶，善也。释氏呼为旃檀，以为汤沐，犹言离垢也。”(《35卷，木部》)“旃檀”即檀香，是梵文candana的音译，又作旃檀那，詹檀、真檀、赞那曩。李氏将音译词“檀香”误认为是汉语词，从“檀”的语素意义的分析解释其得名，这显然是望文生义。
曼陀罗花：“《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又道家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执此花，故后人因以名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17卷，草部》)曼陀罗，它是梵语(Sanskrit)音译，梵语经过拉丁化之后大约可以表示为mandara，mandaraka(曼荼罗一般表示为mandal)，作为属名的mandragora是希腊拉丁词，仍在原产地使用。在波斯它被称做yabmh、yabruj，中国又音译为押不芦。
事实上曼陀罗花和道家的陀罗星手持之花没有任何联系。李时珍附会其说，牵强其意。
安石榴：“榴者瘤也，丹实垂垂如赘瘤也。”(《30卷，果部》)《博物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
齐民要术》云：“凡植榴者需安僵石枯骨与根下，即花实繁茂。则安石之名义取此也。”“安石”亦作“安息”，西亚古国名。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属地帕提亚王国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占领，后属塞琉西王国。公元前3世纪中期独立，建阿萨息斯王朝。阿萨息斯(Arsaces)，正是“安石”的对音。古籍多译作“安息”，安息即帕提亚古国。涂林一词是梵语石榴Darim之音译。榴”是汉语语素，安石榴后来双音化省为石榴。李时珍只对“榴”进行解释，没有解释“安石”之义，并不是说明他知道安石是音译词，知道涂林就是石榴的音译，他之后又引了《
齐民要术》种榴的方法，可见李时珍误以为“安石”之义当为“安僵石枯骨于根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榴”为“赘瘤”是否正确呢?瘤，人和动物体表筋骨间增生的疙瘩，呈不规则圆形。镏，炊具，圆形物。《齐民要术·安石榴》注引《
邺中记》云：“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盂碗，其味不酸。”安石榴之“瘤”有“木中圆果”之义，可见，石榴形圆，故名，并不取义于“如赘瘤”。
阿芙蓉：“阿荚蓉，俗作鸦片，名义未详。或云：阿，方音呈我也。以其花色似芙蓉而得此名。”(《23卷，谷部》)“阿芙蓉”叉称作“拂霖”，最先传人在唐代，是伊兰语Ffwm和突厥文Purum的音译，“拂霖”也称大秦，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在今叙利亚。唐代时，由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拂霖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mm”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鸦片”后来成为最常用的词。李时珍无法在典籍中找到佐证，则引用某人的名不见经传的一句话来释名，而此植物的花确实艳丽无比恰似芙蓉，李氏将信将疑。
以上的植物外来词看起来就像地道的汉语词，所以这样的词有人称为“合璧词”。这种被汉语进一步同化的植物外来词更使人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
(三)意译借词型
这些植物外来名称词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于是就采用修饰语加植物属类的语言结构形式，修饰语一般表示民族族称或产地，直接说明这种植物是从某个民族传来的。如“安息香”、“波斯枣”、“番茄”、“西番菊(向日葵)”等，《本草纲目》中以带“胡”字的居多。如“胡葱”、“胡麻”、“胡瓜”、“胡豆”等等。“胡”是西晋末年五胡入侵，汉族对入侵少数民族的蔑称，从少数民族引进的植物都以“胡+植物属类”的语言结构形式命名。
关于“胡”的说解，竟也有望文生义的。如“胡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菜一胡荽》释名：“其茎柔细而根多须，绥绥然也。张骞使西域得种归，故名胡荽。今俗呼为蒝荽，蒝乃茎叶布散之貌。”吴其睿《植物名实图考》云：“胡荽。《
南唐书》谓种胡荽者，作秽语则茂，今多呼藤荽。”按，胡荽，芫荽、蒝荽、香菜，一种有特殊香味的草本植物，可作蔬菜和调味品。是伊兰语koswi。koswi，goswi的音译。绥指旗的绥穗，李时珍将“胡”误释为“须”，须像旗的绥穗一样飘动的样子。
李时珍望文生义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李时珍受时代的局限，另一个是因为汉语音译外来词的造字方式所形成的外来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汉语固有的形声字。汉语在长期地接纳音译外来词过程中，对其进行了强大的汉化影响，使它们在语音、字形、构词方式上都具有了汉语的特点。这种音和义的融合方式是汉语所特有的，体现了形声字的优点之一：字的一部分表示音，而偏旁部首则表示类属，见形生义(类属)，见形生音，在词义上还给人某种联想或联系，而汉语汉字本身又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具有形音义直观联想特点，可见，利用汉语形声字的特点来记录植物音译外来词，词义上本可以给人积极地想象作用。说解者如果不知此间道理，恐怕就极少知道这些植物是由外国移植过来的。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汉民族的共同语就始终同其它各民族的语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外来词则是两种语言间交流和影响的纽带和结晶。《本草纲目》中的植物外来词，经过了几百年汉语系统对其在语音、词义、词形等各方面的汉化改造，被我们所普遍接受，它们已经真正地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