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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和玛格丽特》和《日光流年》，通过与《圣经》文本互文的方式写出民族在苦难时代的寓言。使得对现实事件的思考能够回归到在苦难时代一个民族如何寻找自己出路的主题上。
       布尔加科夫的笔下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在现实层面的文本中，社会精神秩序混乱无序，众人信仰沦丧；文艺委员会主任变成一套没有头脑、躯壳的空衣服，还在煞有介事地发号施令；在剧院中，纸变卢布，贪婪的人们抢来精美的时装，曲终人散之后，卢布又变回了纸，时装消失，妇女们半裸着东奔西跑……。小说的另一个层面，真理之殿尚未树立的耶路撒冷，流浪哲人约书亚用死亡和血带来没有信仰的世界中彼拉多对自身的重新审视。双重文本指向同一个主题：在没有信仰的精神秩序混乱的时代，如何为苦难中的民族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虚构了一个的叫三姓村的山村，村民只能活到四十岁，在荒诞的生存寓言中揭示了土地上的生存之痛，宏大背景隐藏在寓言式的村落史诗之后。书的第四卷“奶与蜜”每一章开头都使用一段来自《旧约》中摩西带领犹太人寻找迦南之地的引文，这些引文共同构成的圣经文本层面，和书中现实层面的三姓村村长司马笑笑领导村民渡过饥荒，寻找改变自身苦难命运的历程共同构成了相互对应的双重文本。犹太族迁徙历史的文本层和村庄苦难历程的文本层进行比照，揭示出了人类古老的民族史诗和这个封闭小山村之间的内在相似性。
       布尔加科夫出生在俄国基辅一个神父的家里，他的写作也具有俄罗斯特质的宗教气质。《大师和玛格丽特》被评论者称为“第五福音书”，因此，《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对圣经解读也可看做是布道者的阐释。《新约》中耶稣作为神之子，被钉上十字架，是为了流自己的血洗净人类的罪，最终道成肉身。然而，《大师和玛格丽特》，布尔加科夫对这一形象做了改造，通过改写罗马驻犹太地区总督和以耶稣为原型的流浪哲学家约书亚的对话，重塑耶稣的形象。然而，“仅仅根据一个新的背景来改编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创作同时承载了故事从前和现在的含义。”现实层面上的大师的故事，实际上是通过对故事的改写激活阅读者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圣经》经验。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新约层面的故事中，流浪哲学家约书亚宣讲对“真理王国一定要到来”的信心。他不仅被写成布道者，而且体现了超越世俗权威的自由精神。反射出比拉多身上人类最可怕的缺陷“怯懦”。他坚信人心向善的本性。一切人都是善人，恶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对善的信仰和对“真理和正义的王国”的追求正是他永恒的精神力量所在。彼拉多在一万两千个月夜中为那一个和约书亚谈话的月夜而忍受自身的折磨。
       这段新约故事和《福音书》有一些不同，彼拉多为耶稣解脱，罪当在众人，“义人的血当归在众人和他们的子孙身上”，彼拉多只是因为见多说无益，才在民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实际上是赦免了彼拉多的罪。对彼拉多的审判其实是真理对整个人类不敢面对内心法则的怯懦的一次审判。
       《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一个细节。审判前，彼拉多和以耶稣为原型的流浪哲学家约书亚谈论真理，甚至为约书亚折服。但是当绝对真理和他的人间的凯撒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做出了处死的决定。约书亚最后说出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只要提到我，也就立刻提到你”。
       在约书亚被钉死之后，彼拉多派手下杀掉了出卖约书亚的犹大。正如这一章的题目《总督拯救加略人犹大》，彼拉多派手下杀死叛徒犹大，是彼拉多帮助犹大完成了血的救赎。同时，杀死犹大恰好说明了彼拉多已经认识到了恶。“但是不敢正视内心正是彼拉多最大的怯懦，敢杀死犹大，却不敢杀死自己胸中背叛上帝的犹大——对心中的上帝良知的恐惧。”所以，在一万两千个无眠的月夜中，彼拉多所等待的仍然是约书亚最后的审判。
       在新约文本层面上，流浪哲学家约书亚用自己对真理的理解启迪和惩罚了对真理怯懦的彼拉多。在现实的文本层面上，这本书的作者——大师以及他的情人玛格丽特通过这种对于真理和智慧的信心，最终归于永恒。约书亚是历史层面绝对的真理的承载者，大师和玛格丽特是现实层面善良和真理的化身，他们最终归于宽恕和永久的乐园，就把一个道成肉身的故事，转化成作家在对真理的信心，对“真理的王国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信心。
       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出现《旧约》的摩西带领族人在上帝的启示下寻找迦南的故事，由于阎连科并非要借用《圣经》中的宗教精神，而是侧重于从犹太族的民族史诗中找出人类共有的苦难来。所以双重文本的叙述过程更多地体现出摹仿、反讽的叙事策略。
       第四卷《奶与蜜》共十三章，每一章都由《旧约》引文和三姓村的故事两部分组成，但是最后一章只有一句话作为引文， “果然获得了那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
       这十二段因为叙述的是从摩西带领族人离开埃及到以色列人到达传说中的迦南之地死后埋葬结束。而十二段故事写的是司马笑笑引领村人渡过饥荒，希望通过种油菜改变村民四十岁都要死去的恶咒。
       两个叙事层抽离出来就是这样的对应关系：
       28耶和华打发摩西带领族人到迦南之地。(司马笑笑从杜岩处得知饥荒即将来临)
       29耶和华用神迹帮助摩西摆脱埃及追兵。(司马笑笑带领村人在蝗灾中保住油菜)
       30在旷野上帝的启示摩西变苦水成为可饮用的水。(村人陷入饥荒，剩下一些油菜种子。)
       31摩西的族人在旷野中遇到饥荒，民众有怨言。(村里颗粒无收，很久的饥荒。)
       32上帝降下白色露水，化作食物。(在送葬的路上村上的孩子们挖坟地中的虫蛹充饥)
       33途中缺水，摩西击打磐石得水。(冬日干旱，司马笑笑要村人丢弃残废孩子保住村子。)
       34摩西的岳父来看望摩西。(司马笑笑让男人们把自己的残废娃扔到山沟里)
       35族人吃禁忌的鹌鹑受到上帝的惩罚。(乌鸦吃腐烂的尸体落在沟里，村人吃鸦肉中毒)
       36摩西带领族人离开贪欲者的坟墓。(司马蓝带领孩子们掩埋尸体，再不能捕到乌鸦)
       37来到靠近迦南的地方。(春天种下粮食，司马笑笑带领村人逃荒。)
       38到达迦南。(司马笑笑卖掉村里所有的铁器，种下油菜。)
       39摩西死后被葬到无人知晓的山谷(失败的司马笑笑死在谷中，引乌鸦下来啄食)。
       通过这样的一个叙事的解析可以看出，阎连科是有意识的通过和圣经中的故事对应的方式来写三家村的村落史诗。尤其是在第二十八章的引文中，有意地去掉了原文中出现的以色列这样的
       字样，是通过对宗教典籍的具体情境的弱化来加强两个叙事层次之间的对称关系。抽离掉了原文本的宗教氛围。“重写神话绝不是对神话故事的简单重复；它还叙述故事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互文性的功能之一。在激活一段典故之余，还让故事在人类的记忆中得到延续。”
       在阎连科的文本系统中，司马笑笑充当的就是和摩西一样的部落首领，摩西领导着自己的族人穿越漫长的阻碍和旷野去往自己的希望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而司马笑笑的希望就是油菜能够改变村人命运的幻想，他带领自己的村人穿越漫长的饥荒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迦南之地——种上油菜。但是这种对应又不是简单的对应，作为犹太族的拯救者，上帝降下食物和水，而在漫长的饥荒中，三姓村的村民要去虫蛹和饱食着自己亲人尸体的鸦肉。当摩西带领族人靠近迦南之地，司马笑笑和村人终于种上油菜，但是这个希望本来是无的，最后的接近，只是在希望破碎之前徒劳的挣扎和承受更大的痛苦。当摩西躺到无人知晓的山谷皈依上帝，司马笑笑却要为自己的决定付出生命的惨痛代价，用自己的尸体帮村人引来活下去的乌鸦。没有现实叙事层的第四十章就是两个叙事层次共同的交点。犹太族找到自己的迦南之地，三姓村迎来的是希望的再一次幻灭。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之中，三姓村和司马笑笑的境况就就具有了巨大的悲剧性。两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叙事层次通过最后一句话最终到达通一点，也使得三姓村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寻找缝隙的强大的生命力的符号，这个符号恰好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史诗中所含蕴的。两个叙事层次最终的交汇，叙述的是人类的主题，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人类突破困境寻找彼岸的努力。这个彼岸对于阎连科来说是一种具体的实在的彼岸，是过上实实在在的生活的向往。
       《大师和玛格丽特》用神话，是为了激活人们对当前社会精神危机的认知。大师所遭受的迫害与约书亚的被钉上十字架重叠成同一种苦难，这种苦难具有了拯救的崇高性。《日光流年》由于有意回避原文本中的宗教内涵，更侧重于叙事的现实层面。双重文本下的对应则具有了反讽的特征，加强了苦难的悲剧性特征。在这里，阎连科并没有使用乡土小说惯用的启蒙者的视角，以一种特殊的民间视角“揭开了长期以来裹在民间上面的由贫穷、愚昧、落后构成的现象外壳，而把笔触引向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抗争命运的创造力上面，使民间生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