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汗斯·罗伯特·尧斯提出，后流行于德国和前苏联，前一段时间也成为我国文艺界讨论的焦点。“接受美学”有意识地突出了读者这一角色，说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去发现美、创造美。这和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只重视作家，作品存在一定差异，也是一个新的方法。
中国传统的诗词鉴赏方法很多，如“披文人情”，“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等，每一种鉴赏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点，而且在鉴赏过程中，往往并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方法，而是几种方法同时运用，彼此互相联系。“接受美学”的方法，古代的诗词鉴赏理论中已有所关注。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咀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这段话是说鉴赏因人而异，这已经是涉及到“接受美学”方面的问题了，只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王夫之《
姜斋诗话》中有这样一段话：“诗可以兴，……‘可以’云者，随可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这段话说明，读者在鉴赏过程中，可以凭借自己的情致心绪去自由地触摸诗歌的内蕴，对作品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说。作者之情决定着他们在阅读时与作品内蕴相遇和从作品所得，这必然会使阅读解说烙上读者个人的印记。王夫之的这段话，阐明的就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可惜的是，他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
“接受美学”认为，由于读者的个性、爱好、美学观点、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接受心态。同一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同一读者，也可能因为年龄、环境的变化而对同一文本产生理解的差异。同时，读者的接受活动还可能受到外界如道德行为规范、社会风俗、审美习尚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认知方式除了受自身的天赋等先天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经历和修养。先天和后天的诸多因素，决定了接受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也正是《易经》所说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不同的读者因气质、经历、修养的迥异，对同一作家、作品的评价和理解也就千差万别。宋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壁，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然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宋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易安……南渡以来，长怀洛京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可知这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宋刘辰翁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词情不及，而悲苦过之。”因为词中包含着深沉的家国之思，才使须眉读之而感慨泪下。但词中也用了口语，将孤孀情怀直白道出。因此，也有人谓其俚俗不雅而加以指责。宋张炎在《词源》中说：“昔人咏节序，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岂如美成《解花语》赋元夕，史邦卿《东风第一枝》赋立春、《喜迁莺》赋元夕，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间，则绝无歌者。至如李易安《永遇乐》云： ‘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词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
同一首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鉴赏者眼中，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其中原因值得探究。刘辰翁的一番话，作于南宋灭亡前夕，且其词风直承辛弃疾爱国忧国之豪放风格，多抒家国兴亡之慨，以彼时之胸怀，读李清照之《永遇乐》。自是心灵相通，感慨万千，以致为之泪下；而张炎写《词源》之时，距南宋灭亡已有几十年之久，原有的爱国义愤，也因时过境迁，变得淡薄，因而对李清照《永遇乐》的今昔之感与家国之思，只评“亦自不恶”而已；而他一向主张词要“雅正”、“清空”，所以对柳永等能“付之歌喉”的通俗词篇皆不以为然，而完全推崇“绝无歌者”的“雅”词，如周邦彦、史达祖的词篇，对“雅不伤俗”的李清照的词也加以挑剔。
从接受主体来看，年龄、生活阅历、文化层次、道德修养、知识结构也是造成迥异的接受方式。《
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和谢玄的一段对话：“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玄年轻，泄世未深，他是站在纯艺术的角度来鉴赏《
诗经》。而谢安年长又位居高官，有胸怀天下的大志，两者的鉴赏结果自是不同。王夫之在《
姜斋诗话》中对此也有这样一段评论：“……‘汉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暇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又说：“谢太傅于《毛诗》取‘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节，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王夫之的这一观点，已和接受美学的观点相吻合。年龄、身份、地位造成了接受的差异性。谢玄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来欣赏，他的看法带有普遍性。而谢安作为一个重臣，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大事，在阅读过程中，会把这种思想带到作品中。“汉谟定命，远猷辰告”，恰好引起他的共鸣。只有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评价。《
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了一件跟苏东坡有关的趣事：“东坡在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人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赏识。’”无论从知识结构还是文化层次、道德修养，苏东坡与二老兵自是不可同日而语。苏东坡因深有感触，才读凡数遍。第一位老兵是完全无法理解《阿房宫赋》的内容，第二位老兵虽有所评论，却是断章取义，有感而发，因“不敢言而敢怒”符合他此时的心态。
就某个特定的接受主体来说，年龄、生活环境、心态的改变也可以引起对同一事物的认知态度、认知方式发生变化。如黄庭坚谈到他读陶诗的体会：“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知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此外，接受主体对作品的理解，有时和作者的用意也相去甚远。谭献说：“作者的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王夫之在《
姜斋诗话》中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之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根据汉字的多义性，欣赏者可以各自发挥，只要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王国维的成大事业的三大境界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
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描写这三种境界的句子，分别引自宴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柳永的《蝶恋花》(伫倚危楼)、辛弃疾的《清玉案》(元夕)。这三首词的原意和王国维所说的三种境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他却能根据自身的体验，发前人所未发。
“接受美学”给我们的启示，正如陈新璋在《诗词鉴赏概论》中所说：“诗词鉴赏中，如果鉴赏者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那就可能摆脱‘名家(或名作)崇拜’观念的束缚，获得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自由，进入美感的广阔天地，对诗词作品做出独特的再创造与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