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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致远，号东篱老，大都人，约生于1250年左右，卒于1321年以后。他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因其杂剧有不少“神仙道化”题材，所以这位“曲状元”又被人称为“马神仙”。同时，他对散曲创作的贡献也很大，尤其是其隐逸散曲把元曲中的隐逸情调提升到了哲理层次。而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儒家孔子的手段式待时之隐思想有着很大关系。
       一、青年马致远“献赋之路”的破灭
       和中国传统文人一样，马致远也想“学而优则仕”，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但传统的科举进仕在元代是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朝代，出于把持政权的需要，蒙古统治者对读书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科举考试，采取的是时断时续的策略。因为蒙古人文化水平低，要是按科举考试入仕为官，政权很快就会被汉人架空，而作为统治者又需要笼络人心。所以元代统治者既注意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不普遍实行。蒙古统治者这种权术策略给汉族文人带来了一些幻想，但更多的是失望。这在马致远身上休现得犹为明显。
       因科举之路不通，青年马致远企图学司马相如走“献赋之路”。马致远自称曾在京20年，在这20年间，热衷功名的青年马致远所要作的事情就是要以文彩打动统治者。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杂剧《汉宫秋》。一些人认为《汉宫秋》中表现了马致远的反抗性和爱国主义思想。但恰恰相反，这不过是马致远向元朝蒙古统治者示好求取功名的“《长门赋》”。原因在于《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就是至元中期，正是马致远为取得功名“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的青年时期，说其作品具有反抗性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很牵强的。而且在《汉宫秋》的后集中马致远不是替皇家诵扬了“寰海清夷，扇详风太平朝世，赞尧仁洪福天齐。乐时丰，逢岁稔，天开祥瑞，万世皇基。股肱良庙堂之器。”（[中品·粉蝶儿]）“祝吾皇万万年，镇家邦万万里。八万齐贺当今帝，稳坐盘龙亢金椅。”（[尾]）可见，青年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反抗和爱国，而是借其作品来打动统治者，就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一样。然而，他的这些举动收效甚微，这些从其另一杂剧《荐福碑》中可以看出，在《荐福碑》中马致远借张镐之口云：“问黄金谁买《长门斌》，好不值钱也，者也之乎。”看来学习司马相如走“献赋之路”是不行的，马致远只好走另一条路，那就是儒家孔子所推崇的手段式待时之隐之路。
       二、儒家孔子所倡导的待时之隐与马致远创作神仙道化剧的原因
       1.儒家孔子所倡导的待时之隐
       说道儒家的待时之隐要从孔子说起，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诸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称他为一个积极入世者无可非议，但是积极入世并不代表没有隐逸的思想。积极入世难免经受挫折，由挫折而想到隐逸，是很自然的。孔子虽反对逃避责任，但他的入世原则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他又发感慨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这说明孔子虽然有入世救世的愿望，但对隐逸还是有所赞同的。但孔子的隐逸主张与道家的隐逸主张是有区别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在《论语·季氏》中，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久矣，未见其人也。”“隐居以求其志”一语可以视为孔子隐逸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不同于其他隐者的地方。在孔子看来，隐居避世也好，出仕参政也罢，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志向。而“仕”和“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两种途径罢了。至于选择哪一条途径，则因时因势而不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在孔子眼中，“仕”与“隐”并不是一生中不能变更的永久性选择，人生的每个阶段，人们是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来选择“仕”或“隐”。这说明，孔子的归隐是“天下无道”或个人“不得志”时的无奈选择，是反抗现实社会的方式，更是待时而动的权变。因此，归隐在更大的意义上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故这种归隐是一种灵活变通的归隐，是一种便于实践的归隐，不像道家所倡导的归隐，完全与红尘世界、功名利禄决裂了。所以孔子所倡导的待时之隐很容易打动后世那些不得志文人们的心，成为他们归隐的行动指南。马致远这个不得志的元代文人也采用了孔子这种手段式的待时之隐。
       2.马致远创作“神仙道化剧”的原因
       罗锦堂说：“元人杂剧取材于宗教者，道教多于佛教，盖自太祖成吉思汗礼遇全真派道士丘处机而受其教以后，有元一代，历朝君主，皆尊崇之，至元中叶以后，佛教势力始渐兴盛。当时之士，志不得伸，内心空虚，厌恶现实，而又不能潜修佛理，安于寂灭，故所受道教影响尤甚。”[1]这段话只道出了“神仙道化剧”兴起的原因之一。“神仙道化剧”兴起的另一个原因便是一些“生不逢时”的元代文人以孔子的手段式的待时之隐为行动指南的结果。因为，表面上这些“神仙道化剧”鼓吹出世，羡仙慕道，其实在元代求道和仕政并不矛盾。正如罗锦堂先生所说，元初全真教的地位是显赫的，全真教的主要人物丘处机、张宗演、张与材皆受赐品位，参与政事。以马致远为代表的“神仙道话剧”创作者无疑是想通过创作宣扬全真道的“神仙道话剧”来引起全真教的重视，进而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既然孔子都认为“隐居”是为了“以求其志”，而且，创作“神仙道化剧”既可以通过虚幻的得道成仙，求取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又可以使自己得到全真教人物的注意并进而得到权力中心的注意，那么，马致远为什么不能借求仙羡仙的所谓隐逸为手段来博取功名呢？所以，马致远成了元代创作“神仙道话剧”的主要人物，成了“马神仙”。
       贾仲明在《录鬼簿》[2]中补挽词称赞马致远为：“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钦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从中，我们可知两点，第一，马致远在梨园是有名的曲状元。第二，这个曲状元在当时最有名的作品是“神仙道话剧”，所谓“万花丛里马致远”。的确，马致远现存的八种杂剧中，其中神仙道话剧就达五种之多：《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3]、《晋刘阮误入桃源洞》[4]。但是，尽管神仙道话剧为他带来了“马神仙”的美誉，但并未使他仕途亨通。他虽“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双调·拨不断]），但其所任最高官职不过是从五品的江浙行省务官。到这时，孔子所倡导的手段式待时之隐在马致远这儿失败了。于是，老年马致远便想从老庄那里寻求适性之隐。发出了“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双调·清江引]）的归隐志向。但这位深受孔子归隐主张影响的“马神仙”却无庄子完全主动的隐逸性格。这从其隐逸散曲中激荡着的深沉的愤世嫉俗之情可知。
       三、马致远不舍仕途的隐逸散曲
       元代社会情境虽不似魏晋时期那样战争动乱、仕途险恶，但也是政治黑暗，民族矛盾尖锐。又因元代汉族文人进仕的主要途径——科举取仕又时断时续，所以实际上，大多汉族文人被统治者抛出了仕途。因此，与魏晋一样，隐逸成了元代文人一种整体的时代情结，他们极为推崇魏晋时代的陶渊明。同样，作为元代不得志文人代表之一的马致远也极为推崇陶渊明。这从他自号东篱老便足以体现出来。而这位东篱老一方面因仕途不如意能看清奔波名利如黄粱一梦。但另一方面，却又因受孔子儒家手段式待时之隐思想太深，在其内心深处仍渴望实现其传统文人价值。这种矛盾的思想在其散曲思想内容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一方面，马致远觉得应“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双调·拨不断]），也知“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双调·夜行船]）“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双调·乔木査]）“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里折，魏耶？晋耶？”（[双调·庆宣和]）。但另一方面仍无法割舍仕途。因此，借散曲发泄其心中郁结的愤懑不平之气则又是其散曲的另一个思想内容。无论是“夜来西风里，九天雕鹗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金字经]）还是“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拨不断]）都是其不忘功名而又无可奈何的悲愤之叹。
       隐逸尽处是神仙，但“马神仙”却放不下心中功名梦。所以尽管其表面放逸潇洒，自称“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双调·清江引]），但又放不开传统价值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愤懑之痛。一个心中有所待的“神仙”是无法抛开红尘得道成仙的。所以马致远成不了“马神仙”。
       注释：
       [1]罗锦堂《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 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60年版 第三章 第七节。
       [2]天一阁本《录鬼簿》。
       [3]此剧为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李二四人合著。
       [4]此剧据《元人杂剧全集》收入马剧中。
       周英姿，女，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