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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经常选择一种边缘的方式叙述历史，对那些被经典化了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巨大传统进行反驳，在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熏陶和浸染之下，从自己生长的乡村世界起笔，创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超地理“高密东北乡”，从而为历史话语洞开出一个“民间”的巨大门户。在莫言那里，民间的原始暴力、野性、自然的性爱才是历史的本质，他热情地描写一个充满活力和张力的世界。
       但是，在这样一种描述之下，莫言自身的立场其实是尴尬而不确定的。他在那个民间的世界边缘徘徊，有时深深沉浸其间，有时又挣离后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总之，难以找到一个适宜自己的立场和位置。本文试从莫言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的文本内部，来探究莫言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情怀之间的复杂矛盾性。
       一、叙述的分裂
       莫言一直很注重视角的运用，他在《红高粱》中就使用“我爷爷”、“我奶奶”这样既是第一人称又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形成了一个好用而又复杂的叙述时空。
       在《檀香刑》中，莫言也多次强调小说中的“声音”部分。他独具匠心地在小说的“凤头”和“豹尾”两个部分以人物道白的形式展开，以表征历史人物在真正历史情境中的感受，力求对历史更逼真地模拟。而在“猪肚”部分，则用客观的全知视角，用一个局外的眼光来投射出人物的形象，其功能被评论家认为是“一个关于历史背景的‘自在’的交代，它放在中间，有效地勾连出事件的前前后后与人物的关系”[1]。
       但是在我看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视角带来的不仅是这种“功能”上的区别和分工，在整个小说的阅读过程中，当读者在这两种叙事间穿越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叙述上、情节上的裂缝。
       比如，在“凤头”部的“眉娘浪语”的篇章中，从眉娘的口中我们读到的知县钱丁的形象是沉溺于酒色、纵情声色的庸常之人。在公事上，一听说“东北乡的刁民造反了”，他就“扔下铁揪，抖抖马蹄袖，弯腰钻进轿子……跌跌撞撞，活脱脱就是一窝丧家狗”。但是到了“猪肚”部，叙述基调突然大变。知县被描写成了相貌堂堂的美髯公，以其优雅的仪表、铿锵的声音、过人的才识而成为全县人倾慕、崇敬的对象。眉娘对他的愤懑甚至控诉，在此又成了两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泣如诉。
       类似情节上的裂痕还有很多。也就是说，这两种叙事角度在具体实践中产生了很多细节描写上的巨大差异，使读者在情节还原和拼接的时候感到困难，因为期间存在着无法愈合的缝隙。
       这种情节的无法弥合性恰恰可使我们一窥莫言在两种叙事转换上的刻意和不自然。为了运用不同的视角和语言，莫言一方面，用民间话语进行狂欢式的写作，肆意狂放，极力还原民间的声音；另一方面，又无法抛弃与身俱来的艺术禀赋，用一个全知全能的具有霸权性质的声音进行叙述。而当他用全知视角进行叙述时，仿佛是从局部声音的描写中释放，笔法更自如，故而无法实现与民间叙事的统一。这恰恰表明了莫言在刻意地追求“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同时，不自知地表现出把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老百姓写作”的欲望。[2]因而民间叙事和全知叙事的不一致，将莫言站在“民间立场”上对知识分子情怀的难以割舍放大了，在声势浩大的民间话语深处，其实不自觉地隐蔽着现代的叙事情结。
       二、对民间英雄人物矛盾的价值评判
       在作者心目中，民间形态是理想的生存状态，在那里人们敢爱敢恨、敢做敢为、无拘无束，但是作者又偏偏要把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放在一个外族入侵的情境下，这种放置可说是绕有趣味的。正是在中西两种文明、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作者对于民间文化的态度逐渐复杂起来，形成了某种“现代性”的思考，使得过去对于民间大地充满诗意的描写（如《红高粱家族》等）逐渐变得分裂起来。
       孙丙这个人物是莫言对于民间文化和民间生存方式思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之所在。孙丙有着乡村民众特有的对生命的恣意，他酷爱当地淳朴的民间艺术猫腔小调，对于入侵者也本能地予以原始的和自发的反抗，最后的檀香刑甚至有几分形似耶稣受难——当然在精神上他远未企及。但是他也有着可笑的质朴，他率领乡邻们的反抗形式落后且荒谬无比，只是凭借着原始本能的反抗精神。
       莫言用钱丁的视角来描写自己面对孙丙所代表的民间文化时复杂的心态：
       “他原以为孙丙只会装神弄鬼，没想到他在军事方面如此地富有才干。知县通过博览群书得到的知识，孙丙通过戏文也全部掌握了，并且卓有成效地付诸了实践……他很幼稚，他的许多做法完全是儿童式的，但往往能出人意料，还十分惯用。”
       孙丙既有着令人钦佩的英雄气质，可是也无法摆脱装神弄鬼的蒙昧。这样的描写显示了民间价值在现代视野烛照之下的悲凉。民族文化既有它精深的一面，但是在面对外族的文明时，又显得如此的蒙昧和落后，不堪一击。
       莫言对孙丙这样一个民间式的英雄如此复杂地塑造，可以说是对“英雄化”人物塑造模式的反叛，但同时又是对民间立场的反思。莫言对孙丙的价值判断是模糊的、分裂的，这正如钱丁在面对孙丙时所表现的那样。这表明了莫言文化态度的一种微妙的转变，在他对纯粹的民间文化的追求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表露出一种矛盾和质疑。
       《檀香刑》的出版使得写作的“民间资源”又一次成为争论的话题。“民间”已经作为和“体制”对立的口号存在，是对官方提倡的文学的一种反拨。本文力图从《檀香刑》小说的内部寻找出一个持有“民间立场”的作家内在的矛盾性。
       莫言认为“民间写作”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即作家创作时不能摆在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少置入一些评判，抛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莫言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的确为这种对于民间的“回归”而刻意改变自己的写作立场、策略、方式。在创作《檀香刑》的过程中，他舍弃了过去惯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而是借助其故乡特有的猫腔小戏，以期创造出一种更为民间的语言。
       然而作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文学理想的追求依然若隐若现、难以割舍。正如本文所阐释的，无论是在叙事角度的选取和实践、还是对于民间英雄人物的复杂态度，莫言这种介入与否的矛盾与摇摆始终存在着。
       注释：
       [1]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转引自《莫言研究资料》第3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莫言曾多次表示，“民间写作”的定义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也就是不应该自认为比老百姓高明，比笔下的人物高明。引自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演讲》，收录于《莫言研究资料》第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郑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