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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应该让中国文学史记住的一年。因为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文学史上横空出世了一颗璀璨的明星——“孤岛”时期的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其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不仅在时为孤岛的上海迅速窜红风靡，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又于华语文坛再度成为阅读与研究的热点，影响并造就了一批与她有着相似创作风格的现当代作家，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可不谓之深远。更为有意义的是，张爱玲以她的作品建构了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家常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描述和界定现代社会历史形态、文化特质和精神体验的总体性概念。“从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现代主体的生存模式中”[1]，我们可以划分出与“现代性”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制度性维度”和“精神性维度”[2]。回归到文学领域，植根于“现代性”两层维度，“文学现代性”亦应该包括“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现代性”更多关注的是“现代性”设计中的“社会制度”层面，着眼于“宏大叙事”。而“审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则关注个体生命对现代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现代性”关注社会制度层面不同，“审美现代性”更看重人的处境，对他们而言，“现代性”的来临不单单是社会组织的转变、社会环境的更新，更根本上是人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体验的转变，更多的是人对客观世界改变的主观感受。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整个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主流文学作家们纷纷提笔挥洒他们报效社会的热情，以战争救亡为主题的作品挥之即出，这些作品大多采取“宏大叙事”，描写当时的社会战争，以及战争中人们的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五四文学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在这个特定时期也皈依于“救亡图存”的宏大主题下。反映当时的战争救亡主旋律，抒写战争中英雄的风采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现代性”的最重要特征。一切背离于这一主题的作家与作品在那个时代都是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当时绝大多数主流文学及其后来的追随者们在创作中都大力提倡“现代性”设计中的“社会制度”层面，然而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忽略了对个体生命的体验。这一当时作品群体的一致性也大大影响了我们现今学界对当时“文学现代性”的研究，现今学者也大多认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在内容就应该表现为与当时时代的战争救亡主题一致性。因此，张爱玲作品也“理所当然”的被排斥在“现代性”之外。
       从“文学现代性”的两层维度上看，以战争救亡为主题的主流作品被归为“现代性”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将张爱玲的反映“家常生活”、着眼于个体生活体验的作品排除在“现代性”之外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根本原因就在于学界忽略了“现代性”的另一个层面：“审美现代性”。本文就将借助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原型批评”理论，从小说“原型”角度来论证张爱玲小说“家常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建构。具体地说，小说的人物原型、情节原型、意象原型是张爱玲作品“家常现代性”的构建根基。
       “原型批评”学说的重要代表人，加拿大人诺思罗普·弗莱认为：“我需要一种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但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史，而不只是把文学史比作某种其他的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强烈地感到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结构因素极为重要，例如常规文类以及反复使用的某些意象或意象群，也就是我最终称之为原型的东西。”[3]弗莱所提到的这类“结构因素”中的“意象群”应该有一个广义的内涵，其间应该囊括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群”、“情节群”和“意象群”，也就是我们要着力研究的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情节原型、意象原型。在原型批评理论家看来，整个人类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几部不同类型作品的不断反复出现。先祖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意象通过“集体无意识”渗透到一代代作家的血液中，再被这些作家“无意识”地通过一部部具体作品创作出来，并影响到其后的作家。在不同作家创作出的这些不同作品中，虽然其中带有每个作家自身的特色，但其作品中的人物、叙事情节、意象却总能在先祖时代作品中找到原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人物原型、情节原型、意象原型也必定关涉张爱玲小说“家常现代性”的构建。
       弗莱认为，“原型”是文学中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就像语言中的交际单位一样。“原型”可以是意象、情节、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在语言学的“语义场”理论中，不同的词汇通过不同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组成意义相对确定的话语。比如“我”、“你”、“他”是一组带有人称指代性质的聚合词类；“吃”、“养”、“杀”是一组带有动作指向性质的聚合词类；“猪”、“牛”、“羊”是一组家畜性质的聚合词类。这三组性质相对同属的聚合词类通过一定的组合关系（语法结构）就能组合成字面意义不同但语法意义相同的句子。比如：我吃牛；他杀羊；你养猪……
       我们不妨将这种语言学中“语义场”理论的分析模式引入对张爱玲小说“原型”的分析。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类似的人物性格，生活在过去的追忆中，不满于当下，又无可奈何。几乎都是在生活琐碎中挣扎的小人物。《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无一不是这样的人。这些人物可以聚合成一类（他们具有相同的原型意义），我们姑且称之“人物场”。
       张爱玲作品中的叙事情节也几乎充满了家常的生活气息，描写的多是一群平平凡凡的都市男女在半新不旧的乱世中真真假假的爱情婚恋故事和错综复杂的人物情感纠葛。诸如描写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位姑侄关系的上海小姐，在30年代的香港凭借姿色周旋于几个男人中的争风吃醋又互为利用的复杂生活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描写绅士罗杰安白登和单纯的近乎无知的愫细蜜秋儿纯洁幼稚到几乎愚蠢的两性关系的《沉香屑·第二炉香》；描写一个生活在旧家庭的青年学生聂传庆在阳光女孩言丹朱面前嫉妒痛苦的心理折磨的《茉莉香片》；描写少女小寒与其父亲之间的畸形感情纠葛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复杂情感的《心经》；描写离婚小姐白流苏寄居在衰败了的娘家——白公馆里的，以残留的青春为赌本，和浪荡公子范柳原进行的一场婚姻赌博的《倾城之恋》；描写出身贫贱的曹七巧嫁给了姜公馆的残废二少爷，在家庭地位、金钱和爱情之间的苦苦挣扎，最终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完成了人性的变态历程的《金锁记》；描写在因城市战事而突然封锁的电车上，吕宗祯和吴翠远这一素不相识的男女之间的短暂调情的《封锁》；描写上海一个中产阶级姚先生面对七个宝贝女儿的婚恋而疲于算计，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苦恼人生的《琉璃瓦》；描写一个以侨居为生的女人霓喜，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男人世界讨生活的酸楚和艰难的《连环套》；描写少女郑川嫦生活在表面高贵实则混乱的大家庭里，美好的生活梦想的破灭和生命的凋谢过程的《花凋》；写娄家大少爷娶亲的过程中，娄家各位成员的生动表现的《鸿鸾禧》；写“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佟振保与家中妻子——白玫瑰，情人——红玫瑰之间的感情纠葛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写在洋人家做保姆的丁阿小自尊好强又不免悲苦的家常生活的《桂花蒸·阿小悲秋》；写老夫少妻米晶尧和淳于敦凤之间相互妥协又相互算计的复杂心理的《留情》；写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白领顾曼祯和沈世钧长达十多年的情感历程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从情节上看，张爱玲的小说描写的几乎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碎和感情的纠葛，情节的展开都是以家常的生活为背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也将之聚合成一类，姑且称之为“情节场”。
       再如，张爱玲笔下镜子、玻璃、月亮等意象原型：张爱玲或者如《鸿鸾禧》中有意把人物放在镜子面前，深入地照出人物的原形和灵魂来；或者如《金锁记》中借助镜子来过渡和凝聚曹七巧从年轻时候的天真烂漫到嫁入姜家尤其在做了婆婆以后这10年的变态过程；或者如《连环套》中张爱玲将碎镜意象和水意象做了类比来对小说主旨和人物命运的起着能指作用；或者如在《心经》中用直接与玻璃有关的细节描写来达到最为深刻的呈现；或者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用月亮原型本身所具有的阴鸷内涵从一开始就暗示了葛薇龙的命运；或者如《沉香屑 第二炉香》创造出一种渐强递增的象征氛围，对罗杰悲剧命运的展开渲染了必需的情境。总之，张爱玲小说中的这类意象无一不饱含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内心体验。这些功能各异的意象，我们也将之聚合成一类，姑且称之为“意象场”。
       我们不妨把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叙事情节原型、意象原型看作“语义场”中的各类词汇，而贯穿于“人物场”、“情节场”、“意象场”始终的则是张爱玲小说的“家常”叙事思维，也就相当与我们前述的“语义场”中把词汇组合成句子的语法结构。我们姑且把这一理论分析称为“小说场”理论。在“语义场”理论下，聚合类的词汇和词汇之间通过同一的语法结构就组合成大致同类的句子，那么，在“小说场”理论下，聚合类的“平凡人物”、“家常情节”和充满人物内心体验的“意象”也将最终通过张爱玲家常的叙事思维组成一篇篇大致同类风格的小说作品，也由此建构了她作品的“家常现代性”。
       在四十年代“宏大叙事”成为主流的中国文坛，张爱玲的出现绝可堪称是“孤岛奇葩”。她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再放眼现代的回归传统，在传统文学中汲取养料，构筑其小说的独特现代性。平凡的小人物、“家常”的生活叙事情节、镜子月亮等意象构筑了其作品现代性的根基，亦是其作品呈现出独特现代性的重要元素。那一个个挣扎于家常琐碎中的人物，那一出出平凡琐屑的故事，那一缕缕细节背后让人无奈的苍凉，无一不让人感到张爱玲作品在构筑“现代性”方面的独树一帜：关注“不彻底”人物，叙述琐屑生活，在平凡和琐屑中展现生活最真实的律动。而这一独特的“家常现代性”中呈现出的创作风格和原型元素，也通过张爱玲的作品继续传承下去，张爱玲就像一个火炬手，她的意义不在完成，而在启示。其后涌现出诸如白先勇、叶兆言、王安忆、苏童等一批批的创作追随者，也将这一“家常现代性”不断传承下去。
       注释：
       [1][2]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4，14-18。
       [3][加]弗莱.批评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李俊，安徽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