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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逝世后中文世界对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离去未置一词。于是，我想到必须写点什么。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保罗·斯威齐早已死过一次。保罗逝世不久，哈佛大学一位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对保罗的学生说:“纪念保罗·斯威齐？他曾经是一个提出过‘拐折的需求曲线’的如日中天的青年经济学家。但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位主流经济学家的话并不是说活了九十四岁的保罗死得太早，而是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保罗死得太早了，因为他过早地转向了在他那个世界作为异端或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宣告了作为一位被那个世界认可的经济学家的死亡。此前，保罗曾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也是一位曾经对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及产业组织理论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他在主流经济学界被一致看好。他的“拐折的需求曲线”理论见之于几乎所有的权威主流经济学教材。而这一理论是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他因此而成为哈佛年轻学子们的榜样。许多人相信，他一定前途无量，甚至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保罗出乎意料地转向了：从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转向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学界是一个轰动事件。也被认为是一个谜。在美国，有许多人试图揭开这个谜。最后，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危机导致了保罗的转向。在大危机中间，保罗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一方面是产品过剩，而另一方面是广大下层人民对于大量的过剩产品几乎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食品被倾倒入垃圾场，而另一方面是街头饿殍的流浪者。这让保罗百思不得其解。至少从感性上看，他对这种制度的“独裁性”一面有了初步的认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限于在精英阶层中分享，而广大的劳动者却穷苦无告。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为此，他与一些进步学生出版了小册子《美国民主计划》（A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这部小册子实质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拯救危机方案。但却是保罗离开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标志，也是保罗背叛主流经济学界甚至他所在的那个阶级的一个标志。也正因此，美国著名的主流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至今仍然以保罗的例子来向他的学生们说明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影响。
       对保罗的转向进行反思最深刻的当数保罗的同学、朋友及老师的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他与保罗的关系十分特殊，早年是哈佛同窗，后来成为在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大但在学术上却始终相互提携的一对好朋友。保罗尽管被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所抛弃但却被主流经济学界所尊重，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熊彼特的影响。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多次引用保罗的成果，使得保罗在这部巨著中的被引用率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高居前十名到十五名以内。而此时保罗的几本巨著还没有问世。作为“仅次于哈耶克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维护者（罗伯特·波林语），熊彼特对保罗一直怀有十分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十分钦佩保罗的才华与思想，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站在自己的角度为保罗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而惋惜。他对保罗转向的反思比旁人更深刻一些。这最直接体现在熊彼特的另一部巨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他的回答不容怀疑：“不能。”熊彼特接着问:“社会主义能成功吗？”回答仍十分肯定：“我想一定能成功。”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培养了人们思想自由、富有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最终会掉转枪口对着有着致命缺陷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社会主义尽管可能存在体制笨重与官僚化的弊病，但只要它比资本主义更加强调平等主义，它就一定能成功。熊彼特特别指出，当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光彩照人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粗俗与不公正越来越不满时，他们不仅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埋葬者，还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上层设计与运作者。熊彼特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是想到了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中的保罗，一个才华横溢的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熊彼特不能不相信马克思当年的预言：资产阶级的确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或者按柏林的话讲：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终都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者。
       尽管熊彼特从保罗的转向中看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他对于保罗的学术思想逻辑并没有予以足够的了解。在当下的主流经济学界，他们尽管都认可保罗年轻时提出的“拐折的需求曲线”理论，但对于保罗为什么从当初研究垄断性厂商行为转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更深的研究。似乎青年保罗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是两个人。但实际上，青年保罗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之间在学术思想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我们不妨简单地看看青年保罗关于“拐折的需求曲线”理论的基本内容。我们知道，在只有几家厂商的垄断寡头市场上，即使当生产成本有一定量的改变时，产品价格一般保持不变。这就是说，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一旦价格决定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于这种现象，许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保罗在一九三九年提出的“拐折需求曲线模型”最具解释力，因而在当时也最受到追捧。保罗认为，垄断寡头市场上价格刚性是因为：一、当某一寡头厂商提高价格时，其竞争对手为了增加自己的销售量并不随之提高价格，此时，提价寡头厂商的销售量会因此大幅度下降，需求富有弹性，其需求曲线比较平坦；二、当这一寡头厂商降低价格时，其竞争对手也会被迫跟随降价，降价寡头厂商的销售量并不因此扩大，其需求缺乏弹性，需求曲线比较陡峭。 正因此，垄断寡头面临的是“拐折的需求曲线”。既然提价会导致销售量大幅度下降，而降价却无法提高多少销售量，寡头厂商的最佳策略当然是维持现有价格不变了。
       就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津津乐道于保罗富有解释力的假说时，还在进行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却使保罗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相对性过剩，与垄断寡头的产品定价有没有关系？沿着这条思路，保罗接着思考，既然垄断产品定价可以不顾生产成本，那么是否意味着垄断厂商其实可以不理会生产成本而单纯从凭借垄断地位来操作价格获得利润呢？既然如此，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剩余价值由工人创造”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不是不再发生作用？保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集中在他的几本巨著《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垄断资本》以及在他创办的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上发表的若干文章中。保罗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利润的来源主要是利用其垄断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再适用，而必须由“剩余上升趋势规律”代替（这里，剩余被定义为生产工人的工资和全部增加价值之间的差额）。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关键矛盾，也就是不断增长的巨大剩余和相应的剩余如何被利用与吸收问题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巨型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而另一方面，这大量的剩余如何被充分利用与吸收却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维持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在保罗看来，资本主义可以使用或浪费一些剩余，用于个人挥霍。但这与不断增长的剩余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因此，问题仍然是如何吸收全部实际和潜在可得的剩余。一般来说，答案在于寻找新的投资，但扩张的资本遇到收入分配带来的消费极限问题：占人口相对份额越来越少的资本家阶级，即使再挥霍无度，所耗费的剩余相对于巨大剩余来说也不过九牛一毛，而劳动人民却没有购买力消费，最终谁来购买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初、中期，资本主义解决剩余吸收与利用的问题一般采取三种方法：即向外围国家扩张、金融投机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可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旦形成，资本主义总有用光可以扩张的地球空间的一天，此时，资本主义就将走向灭亡。以上分析足可表明，青年保罗思考的问题正是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所思考的问题的入口。而西方主流学界讨论的所谓青年保罗与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么大。
       还是沿着这条理路，晚年保罗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推向了更深的层面，但同时也陷入了一种相对更为悲观的心态。保罗逝世后，我曾特地在他晚年的文字中找出我认为较有代表性的三篇，让学生置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纪念专栏。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再谈（或少谈）全球化》（一九八七年）《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三年）以及，《〈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一九九八年）。
       在《再谈（或少谈）全球化》一文中，保罗认为，资本主义为解决巨大剩余利用或吸收问题而进行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扩张已近结束，资本主义再扩张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于是，在西方主流学界一片“历史终结”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动向受到保罗的关注，这种关注首先就体现在他对作为这个“地域性共产主义大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所留下的真正遗产的独特的看法上。保罗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发展成为反革命，即革命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就成为既得利益者而趋向保守。而且这种保守很容易导致旧的权力结构的再生，即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将重新使社会分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共产党宣言〉在当代》是保罗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而写的。保罗认为，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瘟疫”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得到解决，反而变成了全球性问题；但保罗似乎不太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能诞生一个全新的制度。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认为，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实际上有两种，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保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阐述不多，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在当今世界，如果环顾一下我们周围——而且把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或者破坏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的程度考虑进去——我们就必须明确重申，‘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是不久将来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保罗为什么认为革命的后果可能是同归于尽，他没有细说，但还是可以顺他一贯的思想理路解释：当资本主义扩张已无可能，而剩余吸收问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可能回过头来“反噬其身”：消费主义走向更加登峰造极阶段；在人类内部不断制造战争武器以及制造战争。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人类与地球的共同毁灭。针对这种可怕的图景，保罗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什么？”他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我们应当努力使世界各民族牢记有关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它并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但是它的继续存在确实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保罗认为，《共产党宣言》给我们提供的最大希望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保罗显然是将揭露资本主义将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的希望寄托到了那些与他一样将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身上。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已经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即使如此，保罗也认为前景很悲观。所以他说得很犹疑：“如果我们还想要有未来的话”，这大概是我们可以做的事。
       但这能怪保罗吗？在他的晚年，他看到了整个世界戏剧性的转向，而这个转向正好与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参与其中的转向颠倒。包括中国，在九十年代末他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完成的一部分；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最疯狂也最无耻的阶段，而这种体制还制造出可怕的意识形态陷阱：让生活在其中的民众与知识者认为这就是世界本来的面目，这也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美国第一个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曾在《新闻周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天使巡游人间》（When Gods Strode The Earth）的文字，回忆保罗与熊彼特之间在哈佛的一场争论。在那篇文章中，保罗被称为“天使”：“因为他如此智慧、富有、英俊而且如此马克思主义。”保罗的学生还曾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八十年代中期，在一个小型讨论会上，保罗的学生正与一位年轻的女教授聊得起劲，这时保罗出场了。女教授竟然呆呆地看着保罗足有数分钟，然后转向保罗的学生喃喃说道：“看斯威齐，他是如此漂亮！”而实际上此时保罗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是的。正如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所言，保罗·斯威齐，他是我们时代富有魅力的伟大的男人。
       谨以此文纪念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一九一○年四月十日——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逝世。
       二○○四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北郊
       （《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美]保罗·斯威齐著，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1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