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结下了亲密关系。回顾传媒发展的历程，不论东方西方，自近代媒体成型以来，知识分子与媒体的联姻现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在中国，追溯中国新闻史，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为有识之士的立言和发声提供了良好的场域。我国一直有“同人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报纸与非学术杂志等大众传媒是知识分子传达自己思想的重要渠道，也成为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
一、早期知识分子报人的办报活动
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西方列强试图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也带来了现代报刊。英格兰传教士马礼逊于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外报的出现和发展将近代报业的基本业务模式传入中国，让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现代报业的宣传鼓动作用，直接推动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办报活动。
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都都积极投身到办报活动中，参与新闻活动，形成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文人办报”的传统。清政府禁烟官员林则徐最早注意到外报，他组织翻译“夷人刊印之新闻纸”，“藉以采访夷情”，表现出相当开明而有远见卓识的风范。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激进的政府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开始创办自己的报纸传播自己的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王韬、郑观应、伍庭芳等人是典型的代表。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这份报纸政治言论尖锐、雄辩、有激情，王韬作为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在报上发表的论说思想和学识水平在当时堪称一流。
在近代中国，报纸作为一个舶来品“闯入”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并且迅速地取得了他们的心理认同。[1]把报刊当成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工具的领袖人物，首推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麾下的维新派。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一批报刊，如《万国公报》、《强学报》、《时务报》等，形成了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五四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报纸成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从事思想文化活动的重要舞台，报纸、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其动机正在于要对全国人民进行政治思想启蒙，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2]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一批同人知识分子组成编辑部，轮流主持编辑工作。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就为处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和表达想象的空间，通过占据报刊这种新兴的文化资源，“以言报国”就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
二、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
有人说近代报刊的历史实际上是报人的历史，而报人的历史又是报刊创办者主体即知识分子的发展史。曹聚仁曾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3]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曾专业或业余从事过报刊或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也都是现在报刊发表或连载，而后才结集出版的。报刊是近代文学的主要载体之一。以小说为例，近代有短篇小说数千篇，特别是1894年之后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最先发表在报刊上，近代许多长篇小说，也是先在杂志刊登，而后才由出版社出行的。如长篇名著《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老残游记》等，都是首先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而后又出单行本的。
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副刊的重要性尤其突出，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阵地，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场，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温床和重要传播通道。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以及著名作家郭沫若，茅盾、冰心、巴金、曹禺、沈从文、丁玲、徐志摩、张恨水等等，都始终与报纸文艺副刊保持者密切的联系。1919年李大钊主编的北京《晨报副镌》，《晨报副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一大批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冰心、沈从文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力作者。
到了三十年代，形成北有《大公报》、南有《申报》的两极格局，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文艺副刊”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倾向自由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和文人，他们苦心经营了有建设性地批评政治、改良文学的公共领域，成为独具一格的知识群体，而以《申报》“自由谈”为核心则聚集了鲁迅等一批相对左翼的公共性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杂文的风趣、犀利和反讽议论时政，针砭人性，形成了与北方迥异的表述风格。现代报刊的诞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实践产物。
三、报刊成为知识分子立言舞台
中国现代知识阶层出现大约是1895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他们主要是从士绅分化出来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现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了。新型学校、报刊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的出现，书生论政、报刊立言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无论是近代变动的社会历史时期还是新时期的太平盛世，知识分子始终将媒体作为他们发表言论、干预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舞台。在实现社会新思想的传播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勇敢而坚定的紧握现代报业这个强大的社会舆论武器，报刊成为转型和思想分化中的知识分子的立言舞台。
1874年，王韬在《循环日报》报纸上发表政论，介绍西方文化，评论时政，其核心思想是变法图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他充分利用了报纸这个知识分子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进行言说，以政论文章作为利器来制造舆论，充当一个舆论发言人的角色，通过撰写报章政论来表达自己的经国济世之心。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精神追求，从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担当起了文化重建和社会思想重建的任务。这一时期，不论是出身贫苦家庭、艰难求学求知的著名学人、报人，如于右任、蔡和森、萧楚女，还是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饱读诗书的学者，如郑贯公、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恽代英等，他们以思想先行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同时迅速地聚集在报刊、出版机构等生产、传播知识的空间里，启蒙民众、引导舆论，积极推动社会进步。
现代报刊作为大众媒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报刊的涌现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与此同时，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尤其是为富有士大夫意识的过渡型知识分子安排了“以言报国”的广阔舞台。
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传媒实践中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其重要的文化空间是书院、藏书楼，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是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或者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但是这一切随着20世纪初社会大变革的演进而发生了改变，191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士大夫知识分子进身无门，传统文人对功名的痴迷被无情的粉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部分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勇敢的迎接社会变革的挑战，站到了时代的前列。新式学堂、报刊出版业等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完成了从士大夫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中国近现代新闻报刊在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报刊的出现和兴起，对中国文人的塑造和改变是全方位的，促使他们逐步由充当帝师王佐的传统型角色转换为创造和传播文化的近代型知识分子，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换。通过新式报刊，传统士人转变为面向公众发言、启迪民智、鼓动民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满腹才情和济世关怀获得新的表达空间，报刊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理想、成就远大抱负，彰显政治关怀和社会文化关怀的重要场域。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众传媒“应运而生”并逐渐“引领风骚”，知识分子利用报纸媒介，开创了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的批评的“公共空间”。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历史渊源中，传统知识分子从国家政权中疏离出来，从传统的庙堂意识围筑的城堡中突围，开始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人生之路，文化传媒迅速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中，知识分子最终实现了自身的角色转变和身份革命。
注释：
[1]唐小兵：《现代中国报刊的涌现与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变迁》，中国艺术批评网，2007年4月2日。
[2]唐宝林著：《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3]曹聚仁著：《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版，第8页、第83页。
毛蒙，武汉大学艺术设计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