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学星空中，苏轼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他是一位旷世奇才，是中国士大夫心驰神往的人格典范。林语堂先生把苏轼当作自己心灵的老师，说他是人间独一无二的人物。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也称自己最喜欢的文人是苏东坡。千百年来，人们对苏轼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且历久不衰。苏东坡的迷人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成就，更在其人生实践闪烁出的人格魅力。笔者以为，苏轼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五有”：即有情义、有作为、有情趣、有智慧、有操守。
一、有情义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性质是抒情，那些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文人也必定是一些用诗文抒写其真性情的有情人，苏轼也不例外。
说到苏轼的情感世界，自然会让人想起他写给亡妻的那首《江城子》。十年，在短促的人生中是一段漫长的途程，十年，有太多的变化可以发生。然而，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迁，都没有冲淡诗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且思念之情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这首词所流露的感情之深挚、心境之凄凉，不知打动了多少女儿心，以至于现代社会的很多女孩子发誓来世便嫁苏东坡，那怕为此历尽千年情劫。
历朝历代的诗文，写儿女之情的不计其数，而对兄弟手足之情却很少提及。而苏轼的一些写给弟弟苏辙的词，其中蕴涵的手足亲情和闪烁的人性光芒则与他们的文学成就一样，永远是历史长卷中璀璨夺目的华章。苏辙说苏轼：“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说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那首家喻户晓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小序上写明了是“怀子由”的。那无眠的思念，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殷殷期盼，无不充溢着手足深情；因“乌台诗案”入狱后，苏东坡误以为皇帝要杀他，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弟弟，在绝命诗两首寄子由时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自海南返乡途中，老东坡病重，心中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患难与共的弟弟子由。兄弟情深，以至于此，夫复何求？
苏轼不仅仅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丈夫和兄长，他的心中，更怀有对苍生的悲悯之情。他的一生辗转流离，但不管身处何时何地，他都以一颗敏感善良的心感受着并书写着老百姓的苦痛：他写被征调来挖运河的农民，黎明时分，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看到“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寥寥几个字透露出的是这位慈悲的官员心中隐隐的不安与苦痛；在黄州期间，得知当地有“溺婴”的恶俗，苏轼寝食难安，他向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千多字的长函，无比痛心的描写溺婴当时残忍状态：“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也不忍，常闭目背后，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苏轼一方面请求朱太守以知州的权力，挺身废除这个太不人道的恶俗。苏轼还积极发起、组织一个私人慈善事业的“育儿会”，向本地的富人劝募，以接济家境贫困者或劝其收养自己的骨肉。
二、有作为
苏轼在少年时期就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的一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官场沉浮中，他执著于“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虽然政治上一再遭受挫折，但他在历任地方官吏时，非常关心人民疾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百姓办了一件又一件好事。
在徐州，黄河决堤，面对汹涌而至的滔滔洪水，他亲自上堤指挥，过家门而不入，奋战七十余日抢修防洪大堤，使徐州黎民免受洪灾之害。苏轼调离徐州时，百姓依依不舍，揽辔送行。而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浣溪沙·徐州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不愧是一位深受百姓拥戴的政府官员。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广东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疗所……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所有这一切表明苏轼虽然一直处境艰难，政治前途暗淡，但在职位上始终坚持“在其位，谋其政”，始终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身上，始终有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主体精神在闪烁着光芒。
三、有情趣
苏轼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幽默乐观、最亲切洒脱、最富有生活情趣的可爱文人。
在苏轼看来，“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生活中是“无所往而不乐”。据叶梦得《
避暑录话》记载：“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由这段记载不难看出苏轼是非常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和制造幽默的，而且达到了“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的绝佳效果。但苏轼的幽默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苦中作乐，他是“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可见幽默风趣是他的秉性，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为人亲切洒脱，任杭州太守时，作为一城之主，他夏天赤足上山，向和尚借一躺椅，脱下袍子和小褂，赤背在躺椅上睡觉；他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流放琼州（海南）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生还内地的希望非常渺茫。可他依然不改其天生的乐观，牵一海南大狗，四处闲逛，找人聊天；他始终以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热爱着生活，即使是一些生活琐事也处理得井井有条，对管家理财、烹饪饮食、医药保健、养花养鱼等都颇有研究。贬黄州时，薪水很少，他担心入不敷出，就将月俸分为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每天用叉子取一串下来作为日用，若有节余，便用一竹筒贮存起来，以作待客的特支。苏轼还是一个著名的美食家，对煎茶酿酒、佳肴烹制、粗粮细作均有讲究，他所发明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羹”“东坡饼”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传统的菜谱里。
四、有智慧
苏轼一生屡经坎坷磨难，数次被贬，遭人诬陷几乎被置于死地，其心灵所遭受的种种困扰更是可想而知，而他内心的挣扎与解脱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思想和智慧，无疑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苏轼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在苏轼看来，对“物”的态度如何，决定了人的一生是否拥有快乐。所谓“留意”，是以获取与占有为主要目的的心态；所谓“寓意”，是超越了自私的占有欲望而以审美与乐观的态度对待事物的心态。苏轼能够从超越利害关系的角度来对待事物，能够发现更多的“可观”“可乐”之处，从而以乐观旷达的态度去看待人生的成败得失。他将人生视为一场棋局：“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苏轼的一生，既是面对现实的一生，也是超脱现实的一生。他往往能以一种诗意的艺术的审美态度来看待人生逆境。当他贬谪到海南时，不少亲戚朋友与学生寄来书信安慰他，他却说：“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使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苏轼依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走得如此轻松而洒脱，没有其对死生的超然、乐观态度是绝对办不到的。苏轼超然物外的人生观，不仅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得失，而且超越了生死，使他能够面对任何人生灾难。
可以说，苏轼是将现世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他的人生智慧来自于对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理解与实践。儒家思想始终是鼓励他百折不挠、积极奋进的精神力量，佛老哲学则更多地作为他身处逆境中自我解脱的思想武器。他将三者融汇贯通，进取而不迂执，超脱而不厌世。他不会成为权力和功名的工具，也不会躲避社会而“江海寄余生”。他遇事通达，能从多角度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使自己不陷于感情的漩涡、不沉于矛盾的深渊，表现出一种理性的人生智慧。
五、有操守
“有操守”是指清醒、坚定地持守为人处事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葆有人格的光辉。在大节问题上，他是“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始终秉持一颗天地良心，有一股浩然正气，这从他对待变法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变法派实力强大、炙手可热的时候，他敢于指出新法的缺点和错误，乃至身陷囹圄；后来变法派失势，保守派执政，废除所有新法，苏轼也没有因为保守派重用他就偏袒他们，他不随波逐流，而是秉持公心，为新法辩护，置可能再次遭受的迫害于不顾。这些，没有坦荡的胸怀，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强健的人格，是做不到的。苏轼的这种精神，为后人所景仰。宋高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说他“不可夺者，巍然之节”。陆游《跋东坡帖》赞扬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凌然。”这种人格风范所彰显的生命的尊严于光华也正是苏轼的高贵之处。
可以说，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生问题、生活问题上，苏轼表现出他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具有的真实性情，使他赢得了当时和后世人们的深深喜爱。尽管他的诗词文在当时被列为“禁书”，也还是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传抄、诵读；尽管他被贬到天涯海角，但还是有人不远千里，浮海专程去探望、访问他，拜他为师，这正是被苏轼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李红艳，河南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