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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张爱玲的创作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把那个变动的社会作为她所写生活与人物的活动背景，描写那个社会中属于旧时代的人们变动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变动中人和人心的变化。张爱玲知道自己与周围的现实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围墙，她在精神的思辨中确认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和人本来的孤独状态，她的作品也因此而营造出一种悲凉的存在主义氛围。
       一、《倾城之恋》：生存的困境
       张爱玲的创作直言不讳地将“饮食男女”作为人生的全部，很难让人把她和形而上的哲学联系在一起，然而香港学者刘再复对她做出了迥异于他人的评价：“在本世纪中，张爱玲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而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是很浓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观哲学氛围……张爱玲这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对存在意义的叩问，使得她的作品挺进到很深的深度。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维度。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精彩的人生悲剧。”[1]这样的评价是否过高仍值得商榷，但可以确定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人性和人的生存困境的展示，使她同存在主义哲学之间建立了某种可以相互阐述的关系。在“男女问题”这条主线中，张爱玲用独特的视角在审视着现代人，她所关注的是人类本质上的孤独和被抛掷状态，直逼人类生存的困境，这就使张爱玲的创作，尤其是其小说中呈现出明显的存在主义倾向。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所有小说中堪称圆满的一个情爱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集中展示了世界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世界的荒诞与人的荒诞，命运的不可把握与情爱的不可靠，这里，没有真假、是非、善恶、因果的道德判断，而是充满了对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的暗示。
       从封建遗老家庭走出来的白流苏，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与其离婚，却又因为与兄嫂发生争执而在家庭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母亲的冷漠，兄嫂的冷嘲热讽都使得流苏感到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无处容身。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2]这样的存在，使得她处于非常痛苦的精神和生存困境之中。
       从海外归来的范柳原的出现似乎是一个转折的契机。范柳原对白家的六小姐流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称其为“真正的中国女人”。两个人开始了互相试探，精刮算计，真真假假的恋爱，谁也不肯使自己在这场感情里吃亏。在这里，所谓的爱情已经被消解，成为了人谋取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我的生存面前，爱情不过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工具，全然褪去了种种美好的神话色彩，只剩下赤裸裸的虚无与荒凉。战争的来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这是流苏的幸运——“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2]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无论是对于流苏还是对于张爱玲来说，也许不过就到处都是传奇，也不是谁都会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而即便是这样圆满的收场，也都不过是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罢了——“……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2]在人类永恒的生存问题面前，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砖砌成的墙壁说：‘这堵墙，不知道为什么使我想起天荒地老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2]这大概是张爱玲对于作为人在世界上生存的真实状态的揭示，同时也表现了人生的虚无和世界的荒诞。由于时代的变迁，中心秩序和终极原则不复存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体系分崩离析，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却又无从建立。在这种四顾茫然中，沉重的失落给人们带来强烈的痛苦。张爱玲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为避免被其过分伤害，使她有意识的怀着绝望后的平静心情与这些痛苦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清醒的观察者，她的小说写出了浮躁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幽暗、阴冷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二、《金锁记》：他人即地狱
       傅雷曾经称赞张爱玲的《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这并不是过誉之词，《金锁记》无论从创作手法，创作技巧还是其思想内容，都达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高峰。而其中更是集中体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特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高度契合了萨特所谓“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论断。
       萨特曾这样解释他的所谓的“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是说，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4]在阐述其自由理论时也曾说，“如果自由拒绝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种自由。”[4]这就充分说明了在“他人即地狱”这句话中，主要包含了三种意思，即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他人的判断；如何对待自己。如果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糟了，那么，他人就是地狱。
       《金锁记》中，曹七巧是个开麻油店的姑娘，代行父权的哥哥为了攀高豪门把她卖给了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姜家二奶奶。曹七巧在姜家这个大家族的地位，并不如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且看她出场的第一句话：“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4]这段话分明写出了七巧对于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是心知肚明——越是心知肚明，越是要闹得所有人都不得安生。由于七巧的不让人，在姜家她与他人的关系都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而这样紧张的状态给七巧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原本她对着桩婚姻就是不满的，而这样的精神压力又使得七巧在原本就已经不轻松的环境中把所有的关系弄得更加不可调和，使得她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可挽回的恶性循环中。《金锁记》中，曹七巧正是由于自己是恶化与他人关系的原因，自己就承担了“地狱之苦”的责任——所有的人都不承她的情，从而更进一步恶化了七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曹七巧自我选择后所必须面临的结果。七巧从来没有自我反省、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反而愈发得变本加厉，七巧并不在意别人怎样看她，她耿耿于怀的，是她的牺牲，她的一生几乎都葬送在了那个黄金的枷锁里。她所有的选择都指向了黄金，为了黄金，她在焦灼中期待，嫉妒他人，跟兄嫂争执。为了黄金，十年前她只能“低声”对姜季泽嚷着：“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2]为了黄金，她十年后甘心把最后一个满足爱情的希望吹肥皂泡似地吹破了。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2]可是这一瞬间爱情光辉的闪耀，终究还是没有敌过黄金。“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2]这是曹七巧所遇到的唯一的一次爱情，对于曹七巧来说，爱情和黄金，互相冲突。在两难选择的境遇中，她选择了黄金，虽然她也是心存留恋的，“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2]而后来的所有的结果都将伴随着这个选择的做出由七巧来承担，但是她不单单是自己承担，她要让更多的人陪着她承担，首当其冲的就是她的儿女，甚至她的媳妇。七巧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2]破坏了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婚事，又以一种看不见的恐怖残忍逼死了媳妇，使得长白不敢再娶。无论是长安，长白还是寿芝，他们都生活在七巧的阴影下。
       《金锁记》中，曹七巧从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开始，以与别人共同毁灭告终，“……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2]落入到了自己为自己制造的精神地狱中。
       三、《等》：人生的荒诞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荒诞是社会、自然和人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广义荒诞的实质是人的异化和局限性的表现。这样的表现主要为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物质对于人性、人格的扼杀和扭曲使人对于现实充满恐惧，而最严重的是人的存在本身具有了根本的荒诞性，不仅世界不合理，而且存在的本身也变得毫无理由了，在一定程度上，人变为“非人”，丧失了自我。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也是荒诞的。“人与世界的遭遇中便会产生荒诞。”[5]存在个体有各自的思想、意志和欲望，有着与别人无法沟通的主观性，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斗争，外在于个体的世界成为个人存在的阻力；世界没有了中心、主宰和理性，人成了孤独的流浪者，在荒诞而冷酷的环境中倍受痛苦而无能为力。“除了在对待世界、他人的态度中自我创造出的那种存在，我不能赋予自己任何别的存在。”[6]至此，人在外部世界中的荒诞性便同时被揭示。而死亡和永生也因此变得毫无意义，人生成为一种多余，从而使荒诞变成了唯一的真实。
       在张爱玲的小说《等》中，并没有所谓的传奇故事，所有的一切都还原到最日常的生活和人生中去。时间被集中到一天上午，地点在庞医生的推拿诊所，人物是一群太太，她们各自说着一些自以为重要却并无意义的话，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而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等”。“推拿医生庞松龄的诊所里坐了许多等候的人。”[3]小说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揭示出了在这个小推拿诊所里所有人的心理状态，等着推拿，等着丈夫的爱，等着在无限虚无的时间里能得到人生的解脱。她们都好像没有心的人一样，消极地守着自己的烦恼和苦痛，失却了自己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让“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都市如同荒野，“里间壁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心细如发，将文明人的时间划成小方格；远远却又听到正午的鸡啼，微微的一两声，仿佛有几千里地没有人烟。”[3]
       张爱玲在这里表现了一个城市的集体无意识消耗生命的悲剧，一种超出了现实生活之中单纯的人或者物，并且在作者的主观感受中扩大成为整个社会的世象百态和人性。从而这样的等待已经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等待，而成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一种抽象的表现。人在世界中寻求着生活的意义、价值，世界却冷漠地给予否定的回答，荒诞就产生于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生命提问的本身意味着荒诞的开始，原来我们每天都为特定的目的活着，但在遭遇荒诞之后，一切都被粉碎，一切价值都在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而最可怕的是一个已经觉悟到荒诞的人却要永远的和荒诞联系在一起，世界是荒诞的，人生也是荒诞的。
       在这一方面张爱玲无限地接近了存在主义的本质。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相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世界”和“人生”都可以看出是自在的存在，即“物”的存在，这样它们就有着已经被给定的先在的本质。这个本质，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看来就是“荒诞”和“痛苦”。既然是本质，那就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无论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于世，都是荒诞的世界和痛苦的人生中匆匆过客。在这一点上，《等》和法国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有异曲同工之处。今天和昨天一样模糊，明天和今天一样朦胧，对于迷惑不安或者麻木的人们来说，等待是无限的希望，而正是这一点表明了一个人生存的本质是荒诞和痛苦的。
       张爱玲充满智慧和灵气的文字穿透了时间。她的小说创作，既体现着通俗文学的故事性，又融汇了西方文学中哲学的思辨性和现代性，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在荒谬的世界和痛苦的人生里，通过一个又一个连续不断的自由选择，显示自身本质、创造自身过程的阐释中，看到人类生存的困境；又集中展示了在无常的世事中人存在的盲目无知和无可奈何，深沉的烦躁是寂静的雾，遍布于生存的深渊，把外在的事物、他人和我们自己莫名其妙地搅在一种普遍的冷漠之中。这种烦恼显示出生存的全貌，其中也蕴涵着作家对人的最为深刻的宽容和悲悯。人生的荒诞和不可理喻，在张爱玲笔下的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独特的苍凉意味。
       注释：
       [1]刘再复.也说张爱玲.西寻故乡[M].香港:天地图书，1997:291-292.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萨特.他人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33.
       [6]保罗·富尔基埃尔.存在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45.
       [7]萨特.存在与虚无[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石建炜，女，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化。吕晓晨，女，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