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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末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以70后、80后生人为主体的湖北青年女作家强势崛起，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姚鄂梅、王芸、苏瓷瓷、童喜喜、王君等一批青年女作家先后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山花》、《大家》、《芙蓉》、《花城》、《长江文艺》、《芳草》等国内大型文学期刊发表各种小说作品，许多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连续转载，或一再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令人刮目相看。尤为可贵的是，这些女作家在写作中一致地高扬女性意识，充分发挥女作家自身女性书写的写作优势，结合时代发展潮流，把关注女性生存命运、探讨女性的人生价值作为自觉的写作使命，并取得了可观的创作实绩。对她们来说，女性叙事不仅是她们文学创作的主体组成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创作个性、写作视角与审美取向，表现出不可忽略的时代价值与文学意义。
       一、女性人生价值的高扬
       在湖北青年女作家的写作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一批高扬女性人生价值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取材于当下社会转型期低层女性的生活，表现这些低层女性在遭遇人生挫折与不幸时坚韧不拔的生活勇气，赞美这些女性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她们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可贵奉献与牺牲精神，给人一种感奋的力量。在这批作品中，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女作家们所释放出来的炽热创作情怀，特别是对低层人民的温情与关怀，而且能够从作品人物身上获取一种强悍的生活信念。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也称得上湖北青年女作家最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
       在我看来，70后女作家王芸是高扬女性人生价值的最具代表性的湖北青年女作家。王芸的创作横跨散文与小说两大领域，散文成就已是不菲。但相对她充满灵性或江南水韵的散文写作，王芸的小说所带给读者的却是异常强大的生活穿透力与精神震憾力。王芸的小说总是执意于从低层人物身上发掘出一种不平凡的精神，在当下的低层叙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写男性的作品如此，写女性的作品更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王芸早期描写男性生活、表现雄强精神、并跻身“2003年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的《日近黄昏》（《小说选刊》2003年第11期），为她的整个小说确立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座标点与健朗的叙事或情感基调。这篇小说中基层派出所老警察老全战胜肝癌、坚守岗位不肯退居二线、最后勇于与持枪歹徒搏斗乃至以身殉职的故事，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人民警察高度负责的岗位责任意识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永不姑息邪恶的优秀品质，而且是一种面对生活挫折与灾难不屈不挠、以致战胜人生磨难的人生信念。王芸接下来表现女性生活的中篇小说《黑色的蚯蚓》（《人民文学》2006年第11期）和《虞兮虞兮》（《芳草》2006年第3期）正好延续或进一步强化了《日近黄昏》的价值取向。所不同的是，这两部作品由男性书写转入了女性书写，因此具有了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黑色的蚯蚓》能在《人民文学》这样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无疑要归结于作品所具有的创作力度。作品主人公樊松子是一位开出租车的司机，一位年过四十的中年女性。十四年前，樊松子所在的纺织厂倒闭，樊松子主动迎接再次就业的考验，在学习驾驶技术、取得驾照后，依靠下岗补贴与贷款购买了出租车，由此成为一位优秀的女出租车司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她平静地度过十四年、人生步入中年之后，她的人生再次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原先恩爱的丈夫随着职位提升情感外移，二人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离婚迫在眉睫。尤为致命的是，她刚刚从部队转业并参加工作的儿子成成，她相依为命的独生儿子，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丧生，樊松子的精神一下陷入到崩溃的边缘。但作为一名性格坚强、曾经战胜过生活磨难的女性，樊松子痛定思痛之后，很快做出了再次迎击人生灾难的选择。她决定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来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尽管这将是一场新的严峻的挑战——因为她即将超过生育年龄。为此，她不卑不亢地向丈夫提出了人工授精的请求，也冷静地接受了肇事者、成成上司的赔款，在医院忍受了取环、清宫等一系列令常人难以承受的折磨与痛苦。经过多番艰苦的努力，也因为母性的神奇力量，樊松子最终创造了奇迹——新的生命孕育成功。新生命的来临也意味着樊松子从死亡的阴影中走向了新生，甚至丈夫也为她的精神所感化，对她回心转意。“就像断成两截的蚯蚓，痛过之后，再活出两倍的生命。”小说中这一精彩描述，正是作品的点睛之笔，也是樊松子超越人生苦难、与命运抗争、重获新生的形象写照。尽管樊松子的丈夫最终受到第三者报复，被一场大火吞没，樊松子又一次遭遇人生的灾难，但历经人生磨难的她必定会变得更加坚强。小说的故事未必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但它所折射出来的女性在人生挫折与灾难面前那种超乎寻常的勇气与精神，却足以令人信服。表现在樊松子身上的女性自主意识与坚韧的精神品质，也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虞兮虞兮》在一定意义上称得上《黑色的蚯蚓》的姊妹篇。与樊松子一样，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余熙也是一名下岗女工，但与前者不同的是，余熙的丈夫早早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身亡，她为此不得不早早就独自承担起赡养公婆与哺育儿子的重任，经济的拮据也让她为失窃几十元生活费而倍感痛惜。对余熙来说，生活注定是那么的艰辛，就像在挤公汽时无法摆脱周围人们呼出的浊气。但面对生活的不幸，余熙同样选择了坚强与积极的应对。在婆婆的支持下，她将临街的房子改造成一家馄饨店，顺利地实现了再就业，并以自己的勤劳、智慧与对顾客的热情将生意打理得十分红火，以致她本人被顾客誉为“虞姬”，受到与西楚霸王项羽的美丽妃子虞姬相提并论的殊荣。为了让上学的儿子不受别人欺负，或者说让其有一个“爸爸”，她接受了好友朱贝丽为她介绍的男友、工商局办公室主任李兴泉的爱情。孰料李兴泉不但脚踩两只船，背地里与朱贝丽偷情，而且让她感染了不洁的性病。好在生活早已教会了余熙处变不惊，无论面临怎样的生活变故，余熙都不会放弃生活本身。对她来说，人生的海洋中不可能没有风浪，重要的是自己不会被这风浪淹没。相形之下，朱贝丽那种浮华的人生，特别是她被男友宋某骗财骗色的惨重后果，则不过是为余熙的人生提供了反面的参照。
       在80后女作家苏瓷瓷的短篇小说《李丽妮，快跑》（《花城》2006年第2期）中，我们也能找到王芸这样的价值取向。作品主人公李丽妮是一家精神病院的护士，善于跑步是她的一个特点。但李丽妮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她大胆抗拒某些僵化医疗管理体制的叛逆品质。精神病管理制度松散，医护人员责任意识淡薄，常常出现人为的医疗事故。一个与李丽妮同样善跑的女精神病人王某，就因受到护士们粗暴捆绑和粗心护理，一条秀腿几近残废。尤为糟糕的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与评上先进，医院还强行决定将王某退回民政部门撒手不管。也许是对王某的惺惺相惜，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护士起码的职业道德与人的良知，李丽妮坚持向院方负责人承认自己的失职，并要求对王某的腿进行及时、果断的救治。然而权力体制的强大宣布了李丽妮个人微弱力量的失败。李丽妮于是背起王某迅速地逃离这个不管精神病死活或者说草菅人命的精神病院。通过这些生活画面，作品拷问了当下的医疗体制，同时也拷问正常人的理性，特别是拷问作为精神病治疗者的医护人员的良知。李丽妮背着病人奔跑，恰恰体现了对责任与良知的守护，我想这也许正是这篇略显单薄的小说能够进入200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理由。
       
       二、女性人性缺陷的检视
       对湖北青年女作家来说，女性叙事绝不仅仅只注意到女性身上光彩夺目的一面，甚至只意味着单纯去建构一种宏大的女性话语，而是具有多样化、多元化、多声部的品格与色彩。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客观冷静的头脑，也促使湖北青年女作家在女性叙事中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而以理性的目光，广泛从社会、婚姻、家庭、两性关系以及心理、情感等方面，检视女性自身的人性缺陷及其造成的负面人生后果，帮助女性总结与吸取生活的教训，给读者以某些有益的人生警示，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当数苏瓷瓷。
       也许是缘于在精神病医院工作五年的生活经历，苏瓷瓷在小说中开辟了一个较少有人涉猎的特殊题材，这便是她已广为人知的精神病生活题材或疯癫题材写作，由此也形成了近年来湖北文学创作中一个亮点。令人惊讶的是，苏瓷瓷对精神病状或人性“非常态”的书写，并不局限于精神病院中的精神病人，还包括人们心中的正常人，比如那些专门为精神病患者冶病的医生、护士、干部与官员等等。甚至在苏瓷瓷的作品中，正常人身上所隐藏的精神疾病，比真正的精神病人更加严重。作为一名女作家，苏瓷瓷不少作品对精神病人生活的描写正是围绕女性特别是一些青年女性的精神病状而展开的。她的短篇小说《杀死柏拉图》（《作家》2005年第8期）与《第九夜》（《山花》2005年第4期）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杀死柏拉图》以一个精神病治疗案例为个案，描述一名青年女医生与青年女患者的心理交流，所展示的是医生与患者身上共同存在的精神隐患，或者说是青年女性身上所共同存在的心理与情感障碍，也以女性自身为焦点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作品中的青年女患者图图不能处理好男女爱情问题，始终没有摆脱将爱情等同于精神恋爱或柏拉图之恋的精神困扰，结果是久治不愈，自杀殒命。而作为女医生的沈郁，又何尝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多年来，由于父母离异、母亲性格古怪等等，特别是因为母亲对她个性的压抑与束缚，她不但成为了一个错过恋爱金色年华的老姑娘，也成为了一个不与男性接触、缺乏男性起码的温存与关爱、心理与情感极度封闭与冷漠的女人。正因为如此，她在与女患者图图的心理交流中，竟然从一个倾听者与治疗者变成了一个倾诉者与被治疗者，角色发生了离奇的转换。至于沈郁起初对图图的冷淡乃至逃避，都可以从她自身的心理畸形中找到答案。小说告诉我们，无论是对于沈郁还是对于图图，告别柏拉图之恋不失为一剂治疗她们心理与情感疾患的良方；为了人生的幸福，女性大可不必在男女情感问题上作茧自缚，但女性要超越生存的环境，摆脱家庭、社会、文化习俗加在她们身上的束缚，走出狭小的生活天地，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九夜》写的同样是精神病院的故事，护士丁小非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吴风林似乎是一对恋人。单就丁小非来看，她也是一个心理与情感不健全、行为诡异的女性。如果说，男友吴风林因为爱的折磨变成了具有严重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貌似正常人的丁小非也在爱情的迷幻中走向了疯狂。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烟头灼伤自己的胸脯，用小刀划开自己的手臂，用淋漓的鲜血涂抹布娃娃的嘴唇，既可以理解为是要唤醒吴风林的记忆，同时也可理解为一种自虐狂，或者说为了在这种自虐中获得某些身体的快感。她趁机与吴风林在病床中欢会，在撩起对方欲望后又不让对方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则又体现出一种狡狯的施虐倾向。更有甚者，她一次又一次诱导吴风林自杀，并在看护吴风林的第九夜与其双双服药自杀，将爱情引入到死亡的黑暗之中，完全走向了爱的反面。他们的殉情，与其说是爱情的再生，不如说是人生的毁灭，或者说是一场爱的疯狂。也许作者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展现出一幅触目惊心、非常态的爱情画面，但它同时也从病态心理学角度为我们剖析了女性的情感与心路历程。
       高扬低层女性的王芸，也不乏另类的女性叙事。她的中篇小说《第六指》（《芙蓉》2007年第3期）便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长有六指的优秀警察破案或改正错案的故事，同时主题也有些游弋不定——如另外涉及到社会对孤、残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问题。但剥开故事的外壳，深入故事的内核，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篇有深度的女性叙事，或者一言以蔽之，一部讲述女人因爱而嫉妒的故事。英语教师孙敏珍与语文教师徐菁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但当孙敏珍的男友戴明军转而爱上徐菁并与之组成幸福的家庭之后，一场精心设计、居心险恶的情感报复也拉开了帷幕。徐菁因为化学毒品——铊中毒而成为废人，生命之花瞬间枯萎，真是“生不如死”；其丈夫戴明军涉嫌谋杀妻子锒铛入狱，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而漫长的铁窗生涯也让戴明军产生“生不如死”的心理痛苦。如果不是优秀法医关宇的介入，这场事件也难以真相大白。原来，戴明军是无辜的。真正的元凶是孙敏珍。她不但暗中将铊放入了徐菁的茶杯，而且通过作伪证将戴明军送进了监狱。戴明军出狱后，孙敏珍在戴明军的挟持下终于认罪，但也被戴明军在极度愤怒中剁掉了一个手指。在一场一男两女的三角恋情中，所有的三人结果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生活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有人做出孙敏珍那样不理智的傻事。王芸的这篇小说没有专门去讲述男性之间的情场报复，而是着重涉及女性这方面的主题。它无疑告诉我们，由于人性的弱点，女性之间的情感竞争有时是十分残酷的。女性因为争夺男性而产生的心理嫉妒，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女性间的爱的报复有时也会变得不可思议的工于心计。然而，这种毁灭他人同时也毁灭自己的报复到头来说明了女人的智慧用错了地方，女人也不能那么心胸狭隘地看待与处理爱情，不能让情感潮水在恋爱中淹没了理智。否则，其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爱，不能仅仅理解为简单的占有与获取，或一次情场竞争中的胜利，而应该是宽容，是理性的应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超越一时的得失。这也是《第六指》带给我们的启示。
       三、女性独特情感的把握
       除了张扬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检视女性的人性缺陷，湖北青年女作家还把笔墨深入到女性生活的幽微之处，注意把握女性隐秘而独特的情感世界。虽然这些作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时下流行的身体写作，但相对前两类作品，它们却似乎具有更加鲜明的女性视角或女性色彩，特别是为读者展示了女性生活鲜为人知的一面，演绎了女性光怪陆离与别有意趣的情感世界。这里，仅以姚鄂梅的《妇女节的秘密》（《芳草》2006年第2期）与苏瓷瓷的《亲爱的弟弟，我爱你》（《花城》2006年第2期）为例做些具体分析。
       《妇女节的秘密》是女作家姚鄂梅一篇构思极为奇特的中篇小说，所谓构思奇特也正在于它以“妇女节的礼物”为叙事枢纽有效地展开了小说的女性叙事。小说中，身为某商场部门经理的丽杨，是一位年过三十的单身大龄女性，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开放、率性而为的都市白领。妇女节这天，性格外向、想象丰富的丽杨盼望收到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比如某位男友的电话，乃至大街上某位陌生男子的邀请。作为回报，丽杨则乐意陪伴邀请她的男子到旅店开房欢度所谓“一夜情”。随后，丽杨真的收到两件节日礼物，一件是她的男性伴侣体育老师的到来——对此礼物她并不满意，另一件则是她中断音讯多年的男友——陈阿根自上海送来的准考证。也正是这两件礼物串联起了丽杨过去独特的情感历程，同时也为读者诠释了丽杨那种都市女性游戏情感的人生态度。当初，丽杨曾是一位梦想追求爱情幸福的姑娘，然而生活的轨迹却没有按照她的意愿发展。丽杨的一位女友的男友被丽杨的美貌“征服”之后，丽杨也在恋爱中享受到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可不久男友却又被另一位女友的容貌所“征服”乃至与之结婚，而另一位女友不过是一个各方面与丽杨都相差甚远的女子。失望的丽杨决定自杀，旅途中她遇到了被人称为“陈总”的上海人陈阿根，一位已有妻室的男人。但冥冥之中到来的救命恩人、商场大腕的翩翩风姿，让丽杨在想像中找到了爱情的归宿，也决然放弃了自杀的举动。何况陈阿根还生活在现代都市上海，具有名牌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在农家那简陋的床上，丽杨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陈阿根。陈阿根给予丽杨的灵肉之爱，为她设计的考研之路，让丽杨感受到生命在飞翔，同时也更加奋发了人生的拼搏精神。二人分手之后，丽杨在陈阿根打来的电话中享受爱情的幸福。特别是在去上海考研与陈阿根相聚的日子里，丽杨在与陈阿根的欢爱中更是产生了“昏厥”的感觉，爱情似乎也抵达了人生的巅峰。然而接下来陈阿根热情的减退、考研的失败、陈阿根渐渐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又将丽杨带进了茫然的境地。也是在这时候，他不相爱的体育教师走进了他的生活。但在潜意识里，丽杨根本无法剪断对陈阿根的情愫。毕竟，陈阿根已经让她的爱情刻骨铭心，使她人生的梦想如花绽放。只有当在妇女节这天陈阿根送来礼物——丽杨当年考研时丢失的准考证时，生活的谜底才在丽杨的面前揭开。原来，陈阿根根本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而已，而且后来还下了岗，日子过得非常窘迫。他的所谓老总的称号，不过是当时同事们旅游中相互间开的玩笑，大学生身份则是他自己编造的……一句话，他是一个骗子。丽杨的准考证，也是陈阿根当时在旅馆趁丽杨不注意有意偷走的。其动机乃是由于害怕丽杨考上了会看不上自己，结果则是让丽杨考研化为梦影。只不过是，考研的复习让丽杨顺利通过晋升部门经理的考核。心性一向高傲的丽杨，多年孜孜以求的爱情神话不过是一个骗局，她的神圣爱情大厦无疑也在妇女节这天轰然坍塌。然而丽杨这时似乎没有过多地责怪情感骗子陈阿根，似乎也不在乎对方对她编造的谎言。她的心，仍然系在这个骗子身上。这也正好应了唐代诗人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对女性，尤其是被女性视为精神生命的爱情，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姚鄂梅的这篇小说无疑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思考空间。
       如果说，姚鄂梅的《妇女节的秘密》描述了都市女性不可理喻的情感传奇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情感模式进行了解构的话，那么，苏瓷瓷的中篇小说《亲爱的弟弟，我爱你》则大胆触及了被许多作家视为畏途的“乱伦”主题，展示了女性另类的情爱景观，并以新的视角剖析了女性情感与伦理或现代文明之间的尖锐冲突。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与女性主义文学的裹挟之下，女性主义写作也在我国蔚然兴起，并涌现了林白、陈染、池莉、王安忆、卫慧等大批具有锐利女性意识、自觉进行女性主义写作的优秀女作家。女性主义写作向强大的男权文化与父权文化发起强烈进攻，同时也将身体叙事、姐妹情谊（包括女性同性恋）等话语模式引入写作之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女性话语色彩。《亲爱的弟弟，我爱你》无疑称得上新世纪我国女性主义写作的一个重要文本。一方面，它承接了上一世纪女性主义写作的余绪，在作品主人公叶绿身上融汇了充满女性性别标志的身体叙事。另一方面，它大胆闯入“姐弟恋”这一文明的禁区，特别是试图从社会、家庭、成长经历、情感取向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开掘了女性写作某些深层次的命题。叶绿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中，父亲在她十二岁时便早死，母亲则性格偏激，为人刻薄，母女关系一直紧张。青春期的到来涌起了她内心的强烈骚动，也唤醒了心底对男性的渴望。然而由于母亲作梗或破坏，也缘于她与男性无法实现真正的心理与情感沟通，她与男友周响的交往维持不久便宣告失败，尽管她悲壮地向周响献出了自己的初夜。叶绿的弟弟吴清明是父亲与一位乡下女人的私生子。从叶绿十二时与母亲去乡下看望弟弟那一刻起，孤苦的吴清明便对叶绿这位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产生了强烈的依恋感，并把日后与姐姐的相见作为活下去的信念，尽管那时的他是那样的野性与肮脏。当成年后的吴清明进城参加工作之后，叶绿与弟弟吴清明之间充满畸形色彩的恋爱便发生了。城市住房的紧张导致姐弟同居一室，更为他们姐弟恋的产生提供了最优越的温床。叶绿不但欣赏弟弟青春俊美的容貌，而且心底里涌起了对弟弟说不清的情意，于是在弟弟沉睡时强烈地亲吻弟弟，偷看弟弟男性的身体。姐姐的诱导也点燃了弟弟的情感火焰，两个火热的身体终于融在了一起。但连接在姐弟之间的纽带，除了青春的肉体与火热的情感之外，似乎还包括两颗孤独与叛逆的心灵。比如，工厂工人对吴清明私生子身份的冷嘲热讽，使吴清明产生了对社会的痛恨与不信任；母亲对弟弟有意无意的暧昧举动又让叶绿对母亲产生更强烈的反感。然而这毕竟是一场不伦之恋，其与社会的冲突是必然的。直接的冲突便很快在叶绿姐弟与母亲之间发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决定杀死母亲，并实施了投毒的行动。故事在此嘎然而止。但无论如何，小说的结局都将是悲剧性的。如果母亲死了，叶绿姐弟都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如果不死，叶绿姐弟的生活也不会安宁，早晚真相会被母亲公布于世，而等待他们的将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作品不禁使人想起我国远古时代伏羲兄妹结婚的神话，但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爱情模式已经为社会习俗所不容。它同时也让我们回忆起70年前戏剧大师曹禺触及兄妹“乱伦”主题的《雷雨》。需要指出的是，比之《雷雨》，《亲爱的弟弟，我爱你》从女性的角度，或女性主义的写作立场，再一次展示了情感与理性、欲望与伦理、爱情与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并在后现代语境下为读者演绎了更加生动具体与更加具有冲击力的情爱景观，特别是喊出了反抗文明压制情感的强烈口号。
       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兼任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