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是聚居在我国南疆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富于幻想、充满奇思。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中，创作了很多优美动人的童话、寓言、神话和民间故事。而壮族同胞的许多优秀诗篇便是以此为材料创作出来的。
韦其麟的《百鸟衣》是以英俊勤劳的壮族青年古卡和美丽善良的壮族少女依娌传奇而带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的民间传说为基础创作的。作为爱情诗，其诗作之美、之特色、之内涵均体现于其之上，是当代诗坛的一枝奇葩。
一、《百鸟衣》的爱情文化背景
壮族是一个非常善于歌唱的民族，尤其是歌唱爱情。在壮族古老的习俗中有一种称为“歌圩”的民歌集会，是壮族青年男女进行公开社交活动的节日，一般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二月初二、三月三或八月中秋前后农闲的日子里举行，每次持续两至三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以未婚男女为主体。小的歌圩，只有一两千人参加，大的歌圩有时竟达两三万人之多。歌圩开始时，未婚男女就暗中物色唱歌的对象，然后三五成群，以歌酬答。所唱的内容非常广泛，有盘歌、猜谜歌、故事歌……一般都以情歌为主。
由于歌圩的存在，使得壮族的每一个未婚的男女，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诗歌训练。他们或她们不仅通过歌圩从小就接受民歌的传统教育，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与劳动中，还要受到即兴创作的训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壮族青年，都是一位歌手，同时也是一位诗人。[1]
所以，在这些源于爱情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出情诗，出好情诗也就是必然中的必然了。于是乎，《百鸟衣》中便有了这样的场景：
打猎的后生多又多/见了依娌谁不唱歌？/唱就唱来放声唱/依娌一唱就几萝。
唱歌的后生不知数/个个没依娌那么多歌/古卡闻声唱一支/依娌回头笑得像朵花。[2]
正是这种源于壮族文化、来自壮族同胞自身生活的描写，将读者带入到壮族同胞所聚居的那块神奇的土地，仿佛听到无数像古卡和依娌般的壮族少男少女们甜美的歌声。诗中带有大量而明确的爱情文化信息，男女主人公古卡和依娌双方都是赛歌的能手，以歌声来表达、倾吐双方的爱情，这是完全符合壮族的文化的。
二、《百鸟衣》的思想内容
几乎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百鸟衣》的思想内容是以古卡和依娌的生活和爱情遭遇，真切的反映出广大壮族劳动人民在封建势力的残暴统治之下所经历的苦难历史，以及他们勇敢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个观点相当有道理，且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
诗中的反面人物代表土司，源于我国宋代的土司制度。在宋代，流官管辖的地区和土司统治的地区，属两块天地。流官地区受汉族法律约束；而土司地区，则凭土官的个人意志与习俗进行统治：“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土官本人既是领主，又是封建统治者，享有与汉族流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许多特权。在土官管辖的地区，峒丁毫无经济上的自主权和政治上的人身自由，不能随便迁徙。“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自于下流阅其尸”（见周去非《
岭外代答》）。由于土官对土民这种及其野蛮的超经济剥削与政治迫害，在凤山县的土民中，流传着一句谚语：“宁为河池狗，莫做凤山人。”
除《百鸟衣》外，还有许多相似的作品，如《白鸽姑娘》、《鲤鱼姑娘》、《田螺姑娘》、《黄鳝鱼》等等。情节大致都是封建土司对下属农奴强取豪夺，农奴们或靠助有灵性的人、物或直接借助神力，最终脱离土司的统治，同时也让土司受到了严厉的制裁。所有这类作品，都是公开站在农奴的立场上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出气的。因此，以上这类作品连同《百鸟衣》也就自然而然地归为地道的农奴文学。《百鸟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加上这么一层带有鲜明阶级立场的政治外衣。
当然，我无意改编或删减《百鸟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功能。作为一部在当代诗坛颇具影响的作品，《百鸟衣》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一定时代，被赋予一定的政治元素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将《百鸟衣》作为纯粹的爱情诗来分析，从其思想内容上来说是有理由的。首先，韦其麟的《百鸟衣》所吸取的民间传说故事的基本情节，是从壮族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大胆的创造，围绕着古卡和依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由合到散最终又到合的这么一个线索展开的，故事情节大致是：男主人公古卡是个勤劳勇敢的小伙子，但是由于贫困娶不了媳妇。此时，一只神奇的公鸡来到他家，变成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依娌，并做了他的妻子，与他一起过着相亲相爱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时残暴的土司出现了，为了达到霸占依娌的险恶目的，千方百计地刁难古卡，但这些都难不倒古卡。最后土司原形毕露，用武力将依娌抢了去。依娌告诉古卡，“你去射一百只鸟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门里。”她在土司的衙门里坚贞不屈，不要土司的锦衣玉食，只为等古卡来救。古卡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制成百鸟衣，杀了土司，救了依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说，整部诗歌在内容上真切地体现了两者之间坚贞的爱情，以爱情为主线，反封土司的斗争只是作为辅线。从诗作本身出发，全诗共有四个章节，从第一章古卡成人开始，就隐含着为爱情的铺垫：
廿岁的后生不算小了，/廿岁的后生该成家了，/老实的古卡呀，/还是个单身汉。
插秧的时候，/该有个媳妇帮帮；/收割的时候，/该有个媳妇帮帮。
衣裳烂了，/该有个媳妇补补；/家事乱了，/该有个媳妇理理[3]。
之后三章，更是与爱情这一主题紧密相连，爱情线索始终穿插其中。第二章依娌由公鸡变少女成了古卡的妻子，快乐地生活；第三章封建土司出场，拆散了古卡和依娌，但并没能拆散他们之间的爱情；第四章古卡带回百鸟衣救了依娌，也证明了他们忠贞的爱情。可见，全诗至始至终都是以爱情为主线的。
其次，《百鸟衣》的作者韦其麟是1935年生，而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发表此诗，时值1955年，也就是说，当年也不过只二十岁，正直青春年少，其作品中除了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外，恕我斗胆，借用西方弗洛伊德的观念，从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来看，反映更多的恐怕还是充满青春的激情和充斥着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这一时期，作者还曾发表同类爱情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同样描述了少年尼拉和少女夷娜之间比玉还洁、比钢还坚的爱情。该诗原载于《新观察》1953年第十五期。很显然，年轻的作者有着一颗年轻的爱情之心。这也是《百鸟衣》主要还是一首爱情诗，甚至于把其归结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将韦其麟的《百鸟衣》归结为纯粹的爱情诗还有利于突出长诗的爱情艺术，同时也更能凸现该诗的艺术魅力。
爱情是人类文学永恒的主题，其魅力经久不衰、万古长青。爱情因诗而更加美丽，诗也因爱情而更具魅力。正如张永健老师在为《情诗精粹赏析》所作的序中所写的那样：
爱情诗自古以来，尽管由于民族、地域、时代不同，艺术观念与审美情趣有别，但熔至真、至善、至美的感情与一炉，却是共同的。它抒发了人类最自然、最纯真的感情，表现了人类最善良、最美好的愿望；它不仅具有认识、美感、教育和感化等文学艺术的一般作用，而且具有启蒙情爱、结情联姻的特殊功能。[4]
“百鸟衣”成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而正是这段爱情成就了《百鸟衣》。韦其麟的《百鸟衣》因爱情而生，也因爱情而魅力永存。
三、《百鸟衣》的爱情艺术
就《百鸟衣》的爱情艺术来分析，作为一首叙事型的爱情长诗，《百鸟衣》也是无愧为一篇出色的爱情诗。
首先，《百鸟衣》所选取的爱情题材本身就是很美的。年轻勇敢而又善良的壮族青年古卡和依娌，他们双方都经受住了考验：一个翻过了九十九座山，越过了九十九条河，射了一百只鸟；一个撕烂了金丝衣，砸碎了盛山珍的碗，都用自己顽强的信念和坚贞的意志演绎了一段矢志不渝的美好爱情。
其次，诗中爱情的形成和发展符合爱情自身的规律：一份真正的长久的爱情一定取决于爱情的三个要素（即爱情三要素）：
第一，从生理方面来说，必须具备发育完全的生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异性的吸引力，即通常所说的魅力。
诗中，对古卡有这样的描述：
长大了的古卡呵/善良的古卡呵！/像门前的大榕树——/那样雄伟，那样繁茂。[5]
而对依娌是这样描述的：
姑娘是美丽的公鸡变的/美丽的公鸡变成了姑娘/姑娘的名字叫依娌/姑娘做了古卡的妻。[6]
不难看出，无论是男主人公古卡，还是女主人公依娌都是符合这一生理条件的。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壮族文学》（1961年初稿本）在谈到《百鸟衣》时认为“神话中的公鸡变人和诗里的现实气氛不够调和，而且，公鸡变成少女，即便是神话，也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对于此，我的观点是无伤大雅，公鸡变少女也好，母鸡变少年也罢，既然是神话传说，那也就自然有其本身所必然的神话性，从而无可厚非了。
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传说故事，一经壮族地区流传后，往往失去本来面目，不同程度的沾染上壮族地方的浓郁色彩，如祝英台在汉族地区，本是娴熟女，忠诚恪守着汉家的陈规旧矩；而在壮族地区，祝英台则冲出封建规矩的牢笼，勇敢地和梁山伯对山歌、谈恋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汉族地区是梁祝双双变成蝴蝶，壮族地区则是像《牛郎织女》一样，让梁祝变成两颗缀在天上的星星。《百鸟衣》的结局，古卡依娌也是变成天上闪耀的星星。在这一点上，它们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7]
第二，必须具备一定的可以适应双方生存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男主人公是农奴出身，但是他天性聪颖，十岁便能打柴干活，足以养活他们一家：
古卡种的包粟/比别人高一半/古卡挑的担/比别人重一倍。
别人的扁担/一条用十年/古卡的扁担/一年换十条。[8]
而依娌呢？那更是劳动能手：
木匠拉的墨线/算得最直了/依娌插的秧/像墨线一样直。
依娌重的苦瓜/吃起来是甜的/依娌种的甜瓜/一百里外就闻到瓜香了。[9]
可见，作为普通劳动者，这一条件他们也都是能够满足的。
第三，则是建立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之上的自身与他（她）人相适应的爱情观。应该说古卡和依娌都是属于下层农奴，所以他们无论是在兴趣、爱好，还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天然的相似性，这一点，通过诗的结局就可以反映出来。
古卡给土司穿神衣/忽然尖刀亮闪闪/尖刀白落红的起/土司一命归西天！
英勇的古卡呵/聪明的依娌呵/像天上的两个星星/永远在一起闪耀……[10]
他们阶级的一致性，使他们共同杀死了阶级的敌人——残酷的统治者土司，也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完成了他们爱情的最终结局——永远在一起！
《百鸟衣》的爱情艺术还在于其与同类型的少数民族诗歌相区别的独到之处，与白桦的《孔雀》相比，《百鸟衣》的爱情藏有独有的民族浪漫主义色彩。《百鸟衣》是源于壮族的，带有极强的地方色彩，所以往往会有山歌对唱的情节穿插其中，那是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恋爱方式。
《百鸟衣》的爱情艺术还体现在更真实、更加贴近生活。因为它所反映的是劳动大众的爱情，所以具有普遍性意义，更容易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与此不同的是，《孔雀》所描写的是典型的王子与公主的贵族式的爱情，小人弄权，冲击的不是爱情本身。而《百鸟衣》则不同，土司强夺依娌，威逼利诱，发起的是对古卡与依娌之间爱情的挑战。当然，在古卡和依娌忠贞的爱情面前，任何巨大的威胁都显得不堪一击。
同时，《百鸟衣》的爱情艺术特点体现在其语言上，就是比喻、排比、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充分调动。例如“金花银花开在一条藤”比喻“古卡依娌两人一个心”等。再如诗中所云：“像天上的云一样/古卡到处游/像塘里的瓢一样/古卡到处飘”。《百鸟衣》中的诗句，就如同其所讲述的神话故事一般，拥有神奇而幽幻的色彩，引人遐思，带给人一种神话的美感与审美享受。
四、《百鸟衣》的诗坛地位
从《百鸟衣》作为纯粹的爱情诗在当代诗坛地位来看，它似乎没有得到相关的公正的评价。当然，周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也曾经把它和《阿诗玛》放在一起，同誉为“经过整理和改编的民间创作的珍品。”[11]但那不是从纯粹的爱情诗视角分析的。如果是从此角度，《百鸟衣》的意义与地位要远高于《阿诗玛》，原因如下：
《阿诗玛》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悲剧性上，《阿诗玛》的悲剧有其独特之处，它具有深沉的悲剧感，悲剧人物面对的是彻底的黑暗，没有一丝解救的希望。历史的发展已经决定了她必然的失败。悲剧处理的绝妙之处正在这里。它令悲剧主人公处于越是成功就越是失败的绝境。所以说，《阿诗玛》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悲剧意义上。悲剧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而不绝于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不仅要懂得悲剧，更要懂得喜剧。喜剧从某种程度上，比悲剧更能折射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更加能够反映出深刻的内涵。我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没有悲剧的民族，但喜剧更能反映我国民族文化背景下的蕴涵。相比之下，《百鸟衣》的艺术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喜剧意义上，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大团圆，他们是经过了努力，有象征意味并被劳动人民认可了的，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大团圆由过程到结局都是融合了神话和爱情这两大民间文学元素的。
《阿诗玛》和《百鸟衣》都有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爱情的主题，相比之下，《百鸟衣》的爱情要比《阿诗玛》显得更加真实丰满：《阿诗玛》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人，她遇难了是由哥哥阿黑去营救的，从爱情诗的角度分析自然不如《百鸟衣》中由依娌的情郎古卡亲自去营救要好，后者更能体现爱情的可贵。
另外，《阿诗玛》是1953年由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到二十份异文，由黄铁、杨知勇、刘绮用“总合”的方法整理加工出来，又请公刘参与整理工作，在文字上进行了加工。实际上是“将二十份异文全部打散、拆开，按故事情节分门别类归纳，剔除其不健康的部分，集中其精华部分，再根据突出主题思想，丰富人物形象，增强故事结构等的需要进行加工、润饰、删节和补足”。但是问题在于，判断什么是“不健康的部分”、什么是“精华部分”，采用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突出什么样的思想以组织整个叙事，其标准必然要依据当时时代共鸣的要求。原来长诗中的民间的暧昧复杂的因素被有意识地遮盖，而简化为一个符合50年代的时代共鸣的阶级斗争故事。其基本情节是：撒尼阿着底地方一户穷人家生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儿阿诗玛，地主热布巴拉家慕名欲娶阿诗玛，说媒不成，于是用卑鄙的手段抢亲，阿诗玛哥哥阿黑闻讯赶回，闯过对手设置的重重阻挠救回阿诗玛。热布巴拉家向恶神崖神祷告，崖神发洪水挡住兄妹两人的归路，阿诗玛化为回声。这显示出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是有意识地以时代共鸣作为整理标准的，这就不能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曲了非汉民族的历史记忆。[12]
相比之下，《百鸟衣》则是由少数民族诗人韦其麟通过家乡的传说，亲笔创作，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比《阿诗玛》要显得真切得多。所以说，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还是爱情艺术上，作为一首爱情诗，《百鸟衣》都要胜过《阿诗玛》许多。其诗坛地位也就自然要在其之上。
五、结论
韦其麟的《百鸟衣》是完全可以作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的。它从壮族同胞的文化背景出发，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符合壮族的爱情文化背景，且符合爱情自身的规律，即符合爱情三要素，又能顺应爱情逻辑自身的发展，在爱情艺术的成就上它不逊色于白桦的著名诗篇《孔雀》，在诗坛的地位上它也应不下于在诗坛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名篇《阿诗玛》。当然，《孔雀》也好，《阿诗玛》也好，作为少数民族诗歌的精华之作，都有着自己各自的特点：《阿诗玛》重在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而《孔雀》则既有对封建巫师的反抗，又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是，只有《白鸟衣》对爱情的反映和追求最为深刻，在爱情艺术上成就最高。所以说，爱情《百鸟衣》，即作为爱情诗的《百鸟衣》绝对无愧为当代诗坛的一枝奇葩。
参考文献：
[1]黄懿陆：《<百鸟衣>漫议》，《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2]白桦著：《孔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3]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胡仲实著：《壮族文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蓝鸿恩编：《壮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6]毛星主编：《少数民族文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7]陶立璠著：《民族民间文学理论基础》，重要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8]王庆生著：《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韦其麟著：《百鸟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0]吴开晋、王传斌著：《当代诗歌名篇鉴赏》，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1]於可顺著：《当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云南省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阿诗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13]张永健著：《诗神与现实》，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14]中央民族学院汉语文学系《民族文学选编组》编：《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
张畅，深圳市福景外国语学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