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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特·塞缪尔（1906--1900）的《等待戈多》是西方荒诞派戏剧的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之一，《等待戈多》出版于1952年，于1953年被搬上舞台，并因此而引起大众及批评家们的关注。仅在巴黎就连演了三百多场。也因为此剧贝克特获得了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令大多数批评家感到困惑的是《等待戈多》从根本上违背了戏剧的基本要素，因而也似乎没有进行戏剧表演的可行性。但《等》剧不仅搬上了舞台，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什么《等》剧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贝克特对戏剧的革新与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要研究贝克特，就必须研究其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二十世纪初开始，欧洲就历经磨难。两次世界大战摧毁的不仅仅是欧洲文明，更重要的是摧毁了人类的信心。欧洲的社会秩序受到大战及大战引起的政治风波的冲击。秩序所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观及文学价值观也受到了冲击。传统的宗教及信仰的权威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及信仰上的空白。生活因此失去意义，生存意味着痛苦与空虚。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哲学家及作家开始思考人类生存的状况及意义。而贝克特的作品也受到了二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等》剧几乎是他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具体诠释。因此本文将尝试从存在主义的三个方面出发，即（1）存在先于本质，由此导致世界是不可知的、偶然的、荒谬的及虚无的；（2）时间的流逝带来的只是痛苦与恐惧，却不能带来任何实质的改变；（3）萨特所表述的“错误信念”在《等》剧中的具体表现；存主义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有意识表达是该剧成功的秘密。
       《等》剧分两幕，而两幕的模式几乎一样。一样单调的背景：乡间小道的一棵树下；同样的人物：两对人物，一对等待，一对流浪；相似的经过：互相之间都曾尝试进行交流与关心，但均以失败告终；相似的结局：一对继续流浪，一对在戈多的信使带来戈多不会来的消息后仍继续无目的的等待。不同的是第一幕时流浪的一对是主仆关系，而第二幕时，主人的眼睛已瞎，只有依赖仆人牵着。
       一、时间的流逝带来的只是痛苦，而不是生存的本质改变；而习惯则成了止痛剂。
       对唯心主义哲学而言，本质先于物质存在而存在；而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永恒的本质仅仅只是对具体及特例的提取，因而具体的存在，即个体、个例才是首要要关注的问题。而由于没有超人的本质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普遍的真理及伦理体系都仅仅只是幻想，同样，绝对的道德也是绝对的不可能。由于对事物绝对性的怀疑，存在主义认为人类是被抛在一个荒谬的宇宙，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任何事物都是偶然的、不可知的。
       关于《等》剧中戈多的涵义曾一再引起过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戈多（Godot）就是上帝（God）；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戈多可能是一神秘人物，其出现将可以改变目前的现状。然而笔者认为，戈多象征着什么并不重要，《等》剧要突出的并非戈多，而是等待这一过程。等待这一行为，在存在主义者的眼中，是现代人类社会基本的生存状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时间的流逝，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不断遭遇自我的本质存在，但这一自我的本质存在又是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的，因而也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的和掌握的。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类生存在一个空虚的物质世界，在这个世界，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更不会有将来，是一个瞬间的存在。所有人都在经历着时间流逝的冲洗，因而在任一瞬间的自我都不会完全等同于前一瞬间的自我。在《等》剧中，戈多的信使每次都忘记曾经见过弗拉季米尔，并坚持这是第一次充当戈多的信使。在他要离开时，弗拉季米尔为使他不要忘记曾经见过他们，不断重复：“你确定见过我，不会明天又来告诉我你从未见过我？”(贝克特: 103) 信使没有回答，但我们知道明天他又会再忘记。当波卓和幸运儿第一天出现的时候，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都没有认出他们，爱斯特拉冈甚至误将波卓当作戈多。但在他们走后，弗拉季米尔评论说他们与上次相比有很多改变，而爱斯特拉冈则否认曾见过他们。
       弗拉季米尔：……难道你没见过他们？
       爱斯特拉冈：我想我大概见过他们，可是我不认识他们。 (贝克特:50)
       当波卓和幸运儿在第二幕中再次出现时，时间的流逝已无情地将两人变形。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对他们是否是昨天见过的两个人表示怀疑。而波卓也不记得他们俩：“我不记得昨天遇到过任何人，而且明天我也不会记得今天遇见过任何人。”(贝克特: 98)等待的过程就是时间流逝的过程，正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而时间在流逝的过程中却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如果有变化，那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幻觉。今天就如同明天，而明天也如后天，一直到死，我们似乎从未存在过，贝克特通过《等》剧指出，时间的流逝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甚至于是一种“癌症”。它使个体相信他们在不断发展的谎言，而实际上是在摧毁个体。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在剧的结尾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更谈不上有任何进步：只是在等待。第二幕树上长出来的叶子也许代表着希望，然而更可能代表的是时间流逝的幻觉，因为叶子的生长并没有带来树的实质改变。相反，剧中的四个人物却在经历着精神或身体的死亡。正如波卓在他最后的感情爆发中所感叹的：
       “你干吗老是用你那混帐的时间来折磨我？这是十分卑鄙的。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难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有一天我们诞生，有一天我们死去。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一秒钟，难道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贝克特:99)
       由于不堪时间的折磨，两对流浪汉不得不想出一些花招来消磨时间。正如贝克特在《等》剧中通过弗拉季米尔所述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时间过的很慢。咱们不得不想出些花招来消磨时间。这些花招──我该怎么说呢──最初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到头来最终成了习惯。你也可以说这样可以使咱们的理智免于泯灭。毫无疑问。可是在深似地狱的没完没了的夜里，是不是会迷失方向呢?”(贝克特:88)
       贝克特认为人类是在习惯中躲避存在主义对生存的困惑而引致的恐惧和焦虑，用习惯来减轻存在的痛苦。如何消磨时间成为两个流浪汉共同的困扰：
       贝克特在《等》剧所表现的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观点的具体化。萨特认为人类的存在需要一个理性的基础，他在论述普鲁思特时，对习惯的力量是如此评论的：“习惯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妥协，……习惯正如锁链，将狗与他的呕吐物锁在一起。呼吸是习惯，生存也是习惯。”(艾斯林:43) 在剧中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用“消磨时间”来逃离等待的痛苦，或是用“消磨时间”来逃避思考或者确切地说逃避沉思。正如弗拉季米尔在剧尾所说：“可是习惯最能让人感觉麻木”，(贝克特， : 101) 暗示习惯就像止痛剂，使个体麻木。
       弗拉季米尔：我们可以等待时机。
       爱斯特拉冈：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弗拉季米尔：用不着多操心。
       爱斯特拉冈：只要等待。
       弗拉季米尔：我们已经习惯了。(贝克特:38)
       二、“错误信念”V.S.更错误信念”；存在主义的选择。
       1、“错误信念”
       《等》剧传递的是一种悲凉的世界观。在这个毫无同情心的世界，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无意义的偶然过程，人类在这个空虚的世界的存在没有丝毫的意义及原因，而我们只不过是在不断制造可以继续生存的原因和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戈多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称的“错误的信念”（Bad Faith）。萨特认为“错误信念”的第一表现行为就是逃避所无法逃避的，逃避自身的存在。在《等》剧中，两个流浪汉就是错误理念行为的代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都在虚幻的等待中度过。“爱斯特拉冈：这样咱们就可以不思想。弗拉季米尔：咱们有那个借口。(贝克特:65)人类正是被禁锢在这种虚幻的等待中，而失去追寻存在的真实意义的决心和耐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个流浪汉互称为“狄狄”或“戈戈“，在英语中意思是“做了”和“走”，而一直到全剧的结束，两个流浪汉既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走。
       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已意识到这种等待的虚幻以及生存的无意义。《等》剧中那一对悲剧性的人物其实已意识到生命的空幻，并认为自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们在九十年代，趁这个世界还是个年轻的世界时，就应该想到自杀……手牵着手，带头从艾菲尔铁塔的顶端一头栽下来。”(贝克特，:4) 而在剧本中，他们也多次提到要自杀，仅仅是由于懒得动手，或懒得去寻找工具，他们又继续苟延残喘。可以说，戈多最终会到来的幻想是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不愿意正视人类生存状况的最后籍口。希望被戈多拯救仅仅只是藉口，借以逃避正视人类生存状况的痛苦，逃避所不能逃避的。
       2、“更错误信念”
       从这种意义上说，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要比波卓与幸运儿强，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对这个世界的幻想也更少。波卓沉浸在一种幼稚的，毫无根由的自信中，“难道我看起来像要遭受苦难之人吗”。(贝克特:23) 波卓认为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人们被审判时的根据不是他们所做过的好事，而是凭运气或机会。“两个小偷，一个被拯救，一个被谴责。”（贝克特：6）因此在他看来，这个机率是一半一半。尽管波卓发了一通关于太阳落山，黑夜降临的忧伤描述，而实际上他的表现只是我们常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在他的心中，他从来没有认为黑夜会真正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认为他理所当然应被归为有运气被拯救的。然而，当黑夜真正降临到他头上时（变瞎了），他完全不知所措。而幸运儿则陶醉在他的主人，波卓灌输给他的思想中，幼稚地相信理性、真理及美丽的力量。因此他们继续陶醉在盲目的自信中，继续流浪。从以上几点来看，波卓与幸运儿要比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低劣，他们相信行动，相信财富或理性，且带有更多幻想。他们代表的是相信且陷入“错误理念”中的人类，是“更错误信念”（Worse Faith）的象征。
       3、存在主义的选择
       很多人误以为可以用“存在先于本质”来概括存在主义。殊不知存在主义更强调的是人必须自己定义自己的存在与本质。正如萨特所指出，在将自己投身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遭遇苦难的过程中，人渐渐定义了自身，而这个定义永远也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因而我们也永远不能定义“人是什么”，直到人类消失。所以贝克特通过《等》剧想要表达的也就是：（1）人类必须有意识地接受世界是荒谬的及虚无的现状，存在的前提是完全意识到这种荒谬与虚无；（2）在意识到世界的荒谬与虚无后，仍然要敢于投身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而不是等待，才能在这个荒谬的世界有意义地生存，才能不断定义自身。这样才能避免陷入“错误信念”或“更错误信念”，而“人的尊严存在于他有能力面对一个空虚无意义的世界。”(Esslin，1980:26)
       综上所述，可见存在主义对贝克特的影响。对贝克特而言，世界文学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行为、财富及权利斗争，只是生活的表层，掩盖了人类生存的真象。个体对安全感可悲的追求，内心世界的恐惧与焦虑，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而导致的悲剧是贝克特作品的永恒主题。而正是这样的主题，切合了五十年代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潮流，因而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成功。更重要的是，《等》剧是存在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演绎或者是有意识地表达。正如马丁·艾斯利所说：“贝克特的作品是对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的具体反映，而这种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在过去只是获得了在半意识层面的表达。”（Esslin，1962:58) 这也是《等》剧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吧。
       焦敏，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