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自从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逐渐成为最富有活力的城市。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娼妓业也蓬勃而起。韩邦庆创作的《海上花列传》便是专写勾栏生活的小说。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故事线索纷繁，但主要以妓女为描写对象，将长三书寓至花烟间中各种等级的妓女纳入视野，展现了一幅晚清上海租界妓女群像。鲁迅曾经将晚清狎邪小说创作划分为“溢美期”、“近真期”、“溢恶期”，《海上花列传》被归类为如实写照妓家生活的小说，书中描写的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真实。”[1]人物性格也丰满多样，如沈小红之泼辣、黄翠凤之刚烈、周双玉之骄蛮以及姚文君之爽朗等。但这都只是表面的现象，而渗透在人物一切言行中的特征，笔者认为是她们鲜明的自主意识和浓厚的商业意识。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历来不乏名妓的身影，而“救风尘”更是描写青楼风月文学中一个集中的主题意象。从《卖油郎独占花魁》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从李娃到红拂女，除了“被救”，她们再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则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与等待被救出风尘的弱女子不同，她们虽然沉沦风月，却不再依附于男性等待他们的救赎，特别是在与客人交往中，处处掌握着主动权。
       例如在文中以痴情著称的李漱芳，她的亲生娘是开堂子的，李漱芳只好出来做生意，她遇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客人便是陶玉圃。他们两情相悦，陶玉圃坚持要娶她当正室，却为家庭所不容。李漱芳本就不情愿当倌人，也无倌人之实，但倌人这个身份却成为她终身的烙印，这使得她积郁成疾。她虽也梦想过成为陶玉圃的正式妻子，但最终看清了现实，选择继续留在堂子里直到死去，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她想和陶玉圃同进同住，更是由于她的自尊使得她宁愿当一个以自己职业为荣的倌人也不愿意以“外室”的身份死去。曾有评论家指出李漱芳的形象有茶花女的影子，我们也的确在她身上看到了忠贞于爱情和沉沦风月却依然追求尊严的悲剧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她没有遵从男性的支配而听从了自己的选择，“她的死亡标志着她在道德上不仅战胜了上流社会的虚伪，而且也战胜了自己当初为了顺从社会期待而显现的自卑与虚荣。”[2]
       与李漱芳的痴情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沈小红。沈小红生意冷清，却对最大的恩客王莲生也常常冷眼相对。王莲生做了张蕙贞后，她用最直接的方法冲去将张蕙贞打了来泄愤，对待做和事老的洪善卿也不那么客气，却又拒绝嫁给王莲生。最后她因为姘戏子坏了名声弄得生意全无，她也不顾一切和相好小柳儿在一起。她遵从的是自己的意愿，在追求感情时显得无所顾忌，即便她的感情在勾栏这种环境中势必会遭到失败。
       由此看来，从良不再是妓女愿意选择的唯一改变命运的方法。不管从良还是赎身，她们也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黄翠凤是一个讨人，但是被老鸨打了以后生吞鸦片，逼得老鸨向她下跪。她一步步策划自己的生活，对诸金花的教导显示出了她的狠辣，赎身显示了她的精明，赎身后一身缟素为父亲守孝更显示了她的心计，特别是敲诈罗子富用的连环记，仿佛是对红拂女盗取红线盒这一传奇故事的反讽。“救风尘”成了男性一厢情愿的美梦，成了妓女变相敲诈的借口。
       这些妓女之所以在女性依然依附男性生活的社会中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是因为社会的变化为她们的转变提供了相应的基础，上海这座城市的都市化和商业化为她们追求独立自主提供了可能。市民社会的崛起，让处于都市中的妓女更是先行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鼓起了挑战男权社会与封建道德的勇气，开始追求经济与人格的独立，表现了具有近代气息的女权意识。
       上海自从开埠以来，无数商人士子涌入上海，从而导致娼妓业的兴盛，并且促使了娼妓业的职业化。妓女所从事的行业也被称为“做生意”，在这样一个以金钱交易为主要关系的社会中，妓女不象以往的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吟风弄月，与客人的关系只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这里的名妓也不再有以往高级妓女的才情，象黄翠凤这样精明独立的女性，才是这些男性崇拜和倾慕的对象。
       赵二宝的命运最能反映上海这个商业化大都市对人产生的影响。她是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少女，来到繁华的都市而迷失了自我，最后沦落风尘。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羞愧，当她的舅舅洪善卿责骂她以后，她的反应是“他看不起我们。我们倒也看不起他！他做生意，比我们开堂子做倌人也差不多！”[3]赵二宝做了一场麻雀变凤凰的梦，最终却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赵二宝的悲剧是由她的天真善良造成的。她一心一意等史天然，无法维持局面才重新做起生意，被赖头龟打了房间后梦见史天然派人来接她，还让母亲不要再提起以前的事情。但王德威指出：虽然“二宝在梦中表现了她有能力去爱、去经受折磨并宽恕别人”，但是“二宝已经从梦中觉醒”。[4]当她们的感情在欢场中只能成为博人一笑的闹剧时，她们也已脱胎换骨，即将褪去纯真。
       书中描写了两个成功的妓女：屠明珠与蒋月琴。她们两个都已经年老色衰，但在以色、艺取胜的欢场中依然拥有地位，原因正在于她们拥有丰厚的资产。屠明珠又当倌人又当老鸨，将住宅布置得如同水晶宫一般，不难看出她的资本的丰厚以及经营的能力与手段。同样是年老倌人的蒋月琴，身家一样丰厚，作者在跋中交代她最后“创业成家”，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她们的成功与她们的经营手段是分不开的。不光妓女从事商业活动，连娘姨大姐们也将自己的私房钱“入股”，参与到妓院的经营中，由此可见商业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不仅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本身所具备的商业价值。周双玉年纪小，又是清倌人，又能弹唱，而且人也长得“风韵可怜可爱”，所以生意好。比她早来的周双宝不仅模样一般，又不会应酬，因此被贬到楼下。周双玉恃宠而娇，对周双宝又打又骂。她们最后各自嫁人，也显示了她们身价的差异。周双玉的赎身钱是一万，周双宝则只有区区五百。黄翠凤对生意较差的黄珠凤也是随意打骂，对诸金花原本有些同情，但是发现她生意差极的原因时更是严加训斥：“一个多月做了一块洋钱的生意，可是教你妈去吃屎！”[5]
       正因为妓女对自身的商业价值有所认识，所以她们在时髦的时候便尽可能的占有金钱资本，除了做生意所得外，还产生了种种淴浴客人、敛财的手段。而这一切，都被“做生意”这个名目所掩盖，并且被妓女们用来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开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姚季莼的老婆到堂子来找卫霞仙理论，反倒被卫霞仙先发制人，她“朗朗”地说道：“我们开了堂子做生意，走了进来总是客人，可管他是谁的丈夫！”[6]
       全书开篇即点名“海上自通商以来”，在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上流社会的主角渐渐发生了变化，连带在公开场合与这些上流人物结交的对象也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名士才女，是以往风月场所的主角，但是在这里，客人不再是满腹才华的风流情圣而是追名逐利的商人，名妓也不再是可以和客人们唱和应对的才女。随着社会角色的转变，商业意识也随之渗透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逐渐形成社会的主流。《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与传统描写妓女小说中的女性不同之处在于，她们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她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掌握经济力量对于自己生活独立性的重要。她们清楚地认识到她们吃的是把势饭，与客人的交往只是为了做生意，情爱只不过是附属品。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手段获取利益，才是她们最终的目的。
       花也怜侬（即作者）在自叙中说道：“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既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7]韩邦庆本意是想借此书来警醒世人远离风月，但是却无意中透露了妓女们真实的生活。她们所具备的自主意识让她们能在这片“无边无际”的“花海”中虽然“飘零无根”，也“犹能砥柱中流”；而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商业意识让她们也能“为群芳吐气”。她们无所顾忌地追逐着自身情爱、经济的欲望，开启了“新女性”的先声。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2][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5][6]张爱玲：《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7]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章萱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