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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问题是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从文化的角度谈论翻译也就成了翻译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就像苏珊·巴斯奈特所说的那样，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文化翻译”这一术语频频出现在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里。
       开创我国当代文化与翻译研究先河的要首推王佐良先生。王佐良先生较早意识到翻译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明确提出需要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进行研究，他在论文《翻译中的文化比较》中提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做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
       一、《红楼梦》中的文化翻译
       1、《红楼梦》译名中的文化翻译
       《红楼梦》与“红”字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周汝昌曾指出“……《棟亭诗钞别集》卷一页十五有‘咏红书事’一诗，体系排律，每句用红色典故，悱恻迷离，极为神秘！意此爱红一事渊源亦有自来，曹寅之诗，如能获确解，则雪芹本意必不难明，书此俟详”。而且，《红楼梦》中的“红”字铺天盖地，像“丹、赤、绯、朱、绛、茜”等都表示大同小异的“红色”，“宝玉以爱红闻名，名仙草曰‘绛’珠，石头乃‘赤’瑕宫侍者，住处则曰‘绛’芸轩，悼‘红’轩，别号曰‘绛’洞花主，吃丫环金钏唇上之红，爱袭人姨妹身上之红，……并必非无故。”怎样把这些“红”字译成英语实在难坏了中外译者，尤其是美国翻译家霍克斯，因为在中美文化中“红色”代表的涵义大相径庭。
       在中国文化里，红色代表着“富贵”、“吉祥”、“喜庆”、“青春”、“春天”等等涵义，而在美国人的眼里，红色（red）则象征着“流血”、“谋杀”、“暴力”、“反动”、“亏损”、“火灾”等等，这就意味着用red来翻译《红楼梦》中的相关内容，势必会抹杀曲解“红色”在《红楼梦》中的特殊涵义，但如果不用“红色”，《红楼梦》所渲染的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就很难被外国读者所了解，所以，霍克斯对“红”字的翻译感到特别为难，处理得也特别谨慎，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尽量避免使用red一词，主要采取替换颜色的方法翻译红色，譬如把“怡红院”译成成了“怡绿院”（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把“赤霞宫”译成了“夕照宫”（Sunset Glow Palace），虽然有些牵强，但可以看出霍克斯深刻的读者意识和充分的译者责任感。
       霍克斯指出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痛惜有悖原著的损失，一句“Xueqin-sim translator"s despair”道出了他的无奈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霍克斯把《红楼梦》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在小说的引言中，他还用Stone Studies来翻译“红学”，Stone-enthusiasts来翻译“红学家”。中国的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在努力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下，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把红字大胆地用到译文中去，如他采用了A Dream of Red Mansions的译法，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译法易于理解和接受，但对外国读者来说，难免会产生误解。所以说，哪一种译法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着缺憾，只要文化差异存在，这种缺憾的美就不会消失。
       2、《红楼梦》中的文化翻译
       当代学者奈达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为五类：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下面就对《红楼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文化翻译的例子进行比较分析。
       （1）生态文化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曹：165）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Yang: 164)
       A case of“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 (Hawkes:242)
       在中国文化里，癞蛤蟆其丑无比、随处可见，而天鹅美丽、高雅、神秘、高不可攀，而且一个卑微在地下，一个高高在天上，差距如此之大，而癞蛤蟆却想吃天鹅，实在令人发指。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吃鹅肉，天鹅肉可不是随便吃的，甚至想都不要想——那可是犯法的事！西方人从来不把癞蛤蟆和天鹅相提并论，所以没有对两者的联想，倒是鹅肉常见也常吃，所以，霍克斯就用goose来代替swan，虽然有些牵强，倒也容易被西方读者理解。
       （2）语言文化
       《红楼梦》第21回平儿有这么一句话：
       “过了河就拆桥。”
       杨宪益译为：As soon as the river"s crossed， you pull down the bridge.
       霍克斯译为：Burn the bridge when you are safely over the river.
       在中国文化里，“过河拆桥”来自《元曲选·康进之<李逵负荆>三》：“你休得顺水推船，偏不许我过河拆桥。”而在英语里，to burn one"s boats / bridge是一个固定的短语，源自军事领域，与当年凯撒大帝率兵越过卢比孔河烧掉战船与庞培作战有关。从两种译文中可以看出，杨宪益竭力传达中国文化信息，而霍克斯只让西方读者明白“平儿”所说话的意思，而忽略了对文化信息的传递，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3）宗教文化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95）
       杨宪益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霍克斯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中国人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相信“上天、老天”（Heaven），而西方人大都信奉基督教，相信“上帝”（God），所以从以上两种译文就可以看出其所要表达的文化信息，杨宪益的译文传递了中国宗教文化，而霍克斯则使西方读者误认为中国人也相信基督教，相信“上帝”。
       还有，“阴”、“阳”二字是中国宗教文化里特有的内容，西方文化里没有，为了保持语言原有的文化内涵，杨宪益采用了音译的手法，译成“Yin”“Yang”，如《红楼梦》第70回：
       “天地之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
       杨宪益是这样译的：
       All thing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re born from the dual principle Yin and Yang. So whether good or bad， weird or wonderful， everything that comes into being depends on the favourable or unfavourabl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forces.
       二、文化翻译的新理念
       文化在人类社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甚至是文化的一部分，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特定的语言。换句话说语言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了解一种文化的过程，翻译不能脱离文化。众所周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民族，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历史、传统、习惯、生活方式等，他们的确带来了文化差异，并从语言中反映出来。文化差异在英语翻译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的翻译学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即：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宏观的解剖。这种剖析可以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做出展望；同时，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
       翻译学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翻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翻译的实践表明，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文化取向。据此，翻译教师可以针对译文对传统的信息或文化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翻译教学之路必将为广大语言学习者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样板。
       从以上对《红楼梦》中文化因素的对比研究中可以看出，文化翻译应建立在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应是在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做出的抉择。在文化翻译教学中，不要只顾及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但要做到两者同时并举也是不可能的，翻译总是会留下遗憾。
       参考文献:
       [1]蔡平.“文化翻译的困惑”[J]. 外语教学，2005（6）.
       [2]曹雪芹.A Dream of Red Mansions[M].杨宪益 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孙洪建，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助教；孙志杰，山东警察学院公共基础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