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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天空里，闪耀着许多璀璨的星星，清朝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就是其中的一颗。这篇文章被许多人认为是“说”中的名篇，“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更是脍炙人口。
       读过《黄生借书说》的人都知道，袁枚在这篇文章里，简洁地叙述了自己借书给黄生一事后，马上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观点，然后列举“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的事实，从反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继续指出藏书者对书的“必高束焉，庋藏焉”的态度和“姑俟异日观”的心理，指出借书者对书的“惴惴焉摩玩之不已”的态度和“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的心理，通过对比，进一步阐明自己“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观点。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作者认为天子、富贵人中读书的没有几个，是因为他们书多，不愁没机会看，没有紧迫感。借书者“能读”，是因为书是借来的，担心别人要回去，自己没机会看，充满紧迫感。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张载也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初读《黄生借书说》时，曾为袁枚的见解暗暗叫绝，再读此文时，我不敢苟同，认为他只看到了“能读”的表象，没有看到“能读”的实质。
       天子、富贵人中读书的没有几个，绝非因为书多，不愁没机会看，没有紧迫感，而是因为“富”。“七略四库”、“汗牛塞屋”、“落落大满”，不仅写出了天子、富贵人的书多，也暗写出了他们的豪富，不富，哪有这么多的书？天子，一国之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上万物，甚至黎民百姓，无不为其所有，天子之富，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富贵人家，也是良田万顷，金玉如山。豪华的生活往往能腐蚀人的灵魂，消磨人的意志。他们养尊处优，锦衣玉食，除了那几个出身贫寒、饱尝创业艰辛的贵人和体察到民间疾苦，志存高远的天子、富贵人手不释卷外，有几个天子、富贵人有读书的乐趣？奢侈腐化的生活，使他们醉生梦死、玩物丧志，哪里还有什么追求？哪里还经得起“头悬梁，锥刺股”的寒窗生活？书多，只是“不能读”的表面现象，是“富”泯灭了他们的进取心，“富”才是天子、富贵人“不能读”的根本原因。
       借书的人“能读”，也绝非因为书是借来的，担心别人要回去，自己没机会看，充满紧迫感，而是因为“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科举制度时代的“读”，不是普通的阅读，而是用读书来追求功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名利的诱惑下，哪个读书人不醉心科举，热衷功名，期盼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对贫穷有着切身的体会，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贫穷境遇的愿望也就十分迫切。但这些读书人，往往因家贫而没有书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能向一些大户人家借书而读。他们担心别人要书回去，自己没机会看，心里充满了紧迫感，实际上就是担心读不好书，中不了举人、状元，改变不了自己贫穷的境遇。由此可见，“借”只是“能读”的表象，“贫”才是“能读”的实质，“囊莹映雪”、“凿壁偷光”，既是功名的诱惑，更是贫穷的驱使。
       袁枚自己幼年和通籍后对书的态度的变化，也正好说明“贫”是“能读”的根本原因。“余幼好书，家贫难致”，“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袁枚把自己幼年“能读”和通籍后“不能读”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借书”和“书多”，但“家贫难致”中的“贫”和“俸去书来”的“俸”，不正揭示他“能读”和“不能读”的根本原因分别是“贫”和“富”吗？幼年时，“故有所览辄省记”，“贫”使他读书专心到了如此地步。“素蟫灰丝时蒙卷轴”，飞黄腾达后，他对书的遗弃也到了如此地步。书，只不过是他用来敲开科举大门的“砖头”，大门一旦被打开，“砖头”就被抛弃。袁枚通籍后，做了四任知县，官做得不大，后辞官游走天下，以诗会友，以诗结交上层士大夫，抬高身价，受到了稀有的吹捧，接受了大量的馈赠，发了大财，修治随园，穷池台花木之胜，过了半生豪华的生活。此时的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山水之乐，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读书？“素蟫灰丝时蒙卷轴”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富”是天子、富贵人“不能读”的实质，“贫”才是借书者“能读”的根本。“书非借不能读也”只看到了“能读”的表象，没有看到“能读”的实质，本文的论据不能充分证明论点，论点“书非借不能读也”改为“书非贫不能读也”更为贴切。
       袁枚之所以认为“借”是“能读”的根本，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我们在学习《黄生借书说》一文时，应带着一点怀疑的精神，透过当时的社会背景，全面地分析“能读”和“不能读”的实质，不要被“借”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杨尚兴，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那梭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