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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描写我国“文革”时期的一对生死与共、患难相随的夫妇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以及以天津、北京一带市井民俗文化为题材的《三寸金莲》和《神鞭》等作品。然而1997年，他的笔锋一转，创作了和以前作品风格迥异的《末日夏娃》，这是一篇关于未来的寓言，但其中隐喻的内容直指当下。小说借夏娃之口表述了作者对现实世界深深的忧虑。
       《圣经·创世纪》中关于夏娃创造人类的记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冯骥才看来“不是她（夏娃）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她”。在《末日夏娃》的前记中，他对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1906年出版的《夏娃日记》和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简要的比较：“他（引者注：马克·吐温）只是写了‘创世纪’时代那几页，并没有涉笔于夏娃的未来，于是我心领神会并感谢马克·吐温先生——他似乎有意把这日记的未来部分留给我来写”，“马克·吐温所写的是夏娃过去的日记，我写的则是夏娃未来的日记”。《末日夏娃》采用了日记体的表达方式，夏娃在日记中记录的一切是她每日最真切、最直观的体验。在追寻亚当的过程中，她在伊甸园里看到的再也不是欣欣向荣，万物和谐的景象，取而代之的则是大片大片的垃圾场，建高楼大厦时使用的金属架，一些“中性”的没有性别的尖脸小矮人，没有飞鸟的蓝天，没有虫儿跳跃的草地，没有鱼儿游玩的小溪水……她被人类伟大的“创造力”所震撼，她不知那时距离“创世纪”有多少个世纪了，因为人已经能复制、设计和生产人了。地球人类的一切生活方式都依赖“高科技”，东方与西方世界已经没有了差别。夏娃已经看到了人类“自以为成功地完成一次次进步和进化，但在人类演变史上却清清楚楚经历着退化的过程”的悲剧。文本中所有的末日景象的背后都有着现实世界的影子，夏娃就是作者冯骥才自己，诚如作者所言：“我写的是一部真实的自己的日记”。
       作者借夏娃之口歌颂真实迷人的生命，蔑视被高科技“改造”过的地球和自然。他认为人类最重要的、最终的问题是精神，而不是古老的东方民族一直孜孜追求的肉体的长生和生命的永恒。作品对个人命运和生存环境的关照以及对个人生存价值与生存意义的沉思，体现出对传统认识与当下现状的反叛。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和对社会的怀疑与攻击赋予了《末日夏娃》现代主义的色彩。
       这种现代主义的色彩更体现在《末日夏娃》的形式上。首先，作者采用日记体的叙述方式，使夏娃的内心体验更真实。日记是一个开放的文体，一方面，夏娃是作者自身，另一方面，夏娃又是我们一个个读者个体，因为夏娃的处境让我们感同身受。从象征的角度看，夏娃一方面象征着原始的生命，“精神丰盈，体魄健壮”，与大自然平等相处；另一方面夏娃又是人文精神的代言人。日记体的形式使文本更有张力，使作品人物更生动，真实，使读者身临其境，回味无穷。其次，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作者也突破了传统，夏娃自身的存在就是虚构的，就是故事，就是传说，而冯骥才不仅把夏娃作为叙述主体，还让夏娃经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虚构的又有科幻色彩的末日景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构思的用心良苦。也许《末日夏娃》中叙述主体的双重身份会有一些迷失，有时叙述的合理性也存在一些不妥之处，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作者为反拨传统写作手法做出的努力。
       作者以夏娃为叙述视角来描述地球的末日，他想通过夏娃这个“原始的蓬勃的生命力量”作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立足点，来表现对现代文明的困惑和绝望，这在高科技到来的时代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近几年，冯骥才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他不但是一个积极的呼吁者，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末日夏娃》中的末日景象其实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空气污染，废物排放，气候变暖......我们逐渐失去了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作者深知，“人类始终都在决定着自己的一切，他既然可以使一切诞生，就一定能使一切灭亡”。在小说中除了夏娃这个人物外，还有亚当和欧亚。亚当是夏娃一直苦苦追寻的人，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夏娃也没有找到他，那是因为亚当实在不能忍受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不离开只能凭添痛苦和绝望，他不得不选择逃离。而曾经是他们的好朋友的欧亚则成了一个“中性人”，他张口闭口“高科技”，他与夏娃根本就无法沟通，折射了当今和未来社会人情的淡漠。作者在前记中曾说过：“我的幸运是，看到了他（马克·吐温）的夏娃那份自在和欢愉；而他的幸运则是没有看到我的夏娃竟然如此困惑与绝望。”作者对人类当前和未来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忧虑体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个体生命和个人价值的深切关怀。他对这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否定与质疑是发人深省的。
       值得注意的是，《末日夏娃》在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中潜在的体现出当下中外文学普遍盛行的生态伦理。当代西方著名的生态文学家卡森指出：“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命运的能力。”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束缚，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1]。20世纪末的中国，生态文学还没有流行开来，但冯骥才在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普遍盛行的时候，已经以一个生态文学家的眼光早早地向人类的最终命运投去了深情的一瞥。生态文学表现出提倡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责任，预测人类未来的特征。《末日夏娃》不仅是向我们展示工业化和科技化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紊乱，自然资源的严重枯竭和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实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控制自身膨胀的欲望，承担起对整个地球的责任。这潜在的契合了当今盛行的生态文学的常见主题。
       《末日夏娃》中所勾勒的“世界末日”图景似乎仅仅是作者的想像，然而这是建立在作家对我们现实生存的真切体验基础上的。《末日夏娃》与其说是作者对人类未来生存境遇的想像，不如说是对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焦虑。作品所呈现既是一个不确定的、甚至荒诞不经的世界，更是一个真切的、甚至发人深省的世界。作品的虚幻性与真实性彼此交织，而这与作者采取日记体的形式相得益彰。日记体的形式使得夏娃的意识与潜意识相互流动：面对末日景象，夏娃心中充满了恐惧、焦虑、迷茫，她经常在内心发问：“我从谁的手中挽救地球，我从哪里开始挽救地球？”夏娃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她的经历更是子虚乌有，夏娃的这种复杂情愫、夏娃的这种追问与其说是她的，不如说是人类的。隐藏在夏娃背后的作家正是要借夏娃的眼睛和感受来书写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人类现实生存境遇所应该具有的良知和人道式的社会批判精神。或许，只有在这样的良知和批判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和行动的时候，《末日夏娃》中惶惑而绝望的夏娃才有可能重新成为马克·吐温笔下自在而欢愉的夏娃。
       注释：
       [1]Linda Lear: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Henry Holt&Company,1997,New York,p.407
       参考文献：
       [1]《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徐曙玉 边国恩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
       [2]《末日夏娃》冯骥才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
       [3]《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袁可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4]《欧美生态文学》 王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8.
       张金玲，女，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刘进，男，四川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