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武汉作家晓苏推出了他的又一新作——短篇小说集《吊带衫》（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堪称当下校园讽刺小说的新收获。十年前的1998年，晓苏出版了第一部大学生活小说——长篇小说《大学故事》，以“审丑”的视角与“黑色幽默”的笔调描写世纪末怪诞离奇的大学校园生活景观，曾给当时文坛带来强大冲击力。《吊带衫》延续了《大学故事》的创作主旨与审美情趣，同时在思想、艺术上带来了一些新的亮点。
一、开辟校园讽刺小说园地
晓苏是一个出生于农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青年作家。就小说题材而言，晓苏的小说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形成了他描写故乡农村生活的“油菜坡”系列，二是开辟了校园讽刺小说的创作园地。我们说，一个作家的创作要形成自己的个性与特色，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己的创作领域与艺术套路，并在这些方面作出不凡的业绩来。可以断言，经过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晓苏已成为这样的作家，这同时说明他在文学经验的探索与积累上具有非凡的感悟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晓苏将熟悉农村生活与校园生活的优势化作了小说创作的实绩，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晓苏在大学里学习、工作已近三十年，别具一格的高校校园生活为晓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并成就了他的校园题材小说。如果说，书写故乡农村生活的“油菜坡”系列是晓苏对青少年时代农村生活的回忆，是对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贫穷、落后农村生活的咀嚼，那么，校园题材小说的创作则是他对时代生活的同步跟踪，是对八、九十年代以来时代嬗变的写照。一般说来，作家对生活总是充满敬畏之心的，创作的需要促使作家总是处处留心身边或周围的生活。从晓苏的《大学故事》与《吊带衫》反观，他对校园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是极其用心与细致的。从学生到青年教师、从大学教授到博士生导师、从收发员到青工、从学生家长到辅导员、从教师雇用的保姆到教师配偶、子女等家属，等等，他们的恋爱婚姻、生活插曲、情感起伏或人生变故，在晓苏的目光中大都清晰可鉴乃至毫发毕现，成为不可忽略的写作领域。与之相应，大学里的各项工作与活动--从学生的录取、考试到分配、从教师、职工的分房到职称与职务晋升，许多校园生活的热点问题，在晓苏作品里释放出非同寻常的文学价值或写作意义。特别是，生活在大学里的成批高级知识分子——如教授、博导、研究生、博士生、处长乃至大学校长、副校长，是晓苏着力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如同一面多棱镜，晓苏的校园小说折射着大学校园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方方面面，给读者留下了一幅幅丰富多采而意味深长的现实生活镜像。
不过，对晓苏来说，他的大学校园题材小说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校园小说，特别是不同于那种青春版的大学生校园小说。立足于“审丑”是晓苏校园小说的基本特点。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或场所，高校肩负着教育的重任，因此也是振兴民族的希望所在。在美丽的高校校园里，不乏一曲曲充满昂奋基调的奋进之歌，不乏众多清新亮丽的精彩画面。然而，缘于特殊的写作视角，这些不是晓苏小说的主要关注点。相对于对校园生活的歌颂，晓苏更着意于校园“问题”的曝光。借助文学作品的光亮，晓苏试图烛照校园生活那些灰暗、空气污浊的角落，以期建设更和谐、美好的大学校园。于是，大学工作中的不正之风、校园腐败，特别是大学教授灵魂的锈蚀，偷窥、捉奸、换妻、包二奶、老少师生恋、夫妻对殴、虚情假意的情感游戏、老谋深算的情场圈套、赤裸裸的权色交易等种种怪诞无比的校园事件，成为晓苏密切关注的重点，并写进校园小说中进行无情的鞭挞。在这一点上，先前的《大学故事》如此，现在的《吊带衫》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晓苏的校园小说可以称为校园讽刺小说，构成了世纪交替时期校园生活的讽刺画。当然，对晓苏来说，审丑不是为了进行校园生活奇观的展览，而是为了审视大学生活的时代变迁，特别是为了拷问知识分子的灵魂。上一世纪末期以来，商品化潮流与消费时代的来临，非常强势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理念与人生价值观念。就高校知识分子而言，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极大地冲击了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的精神出现扭曲与畸形，并成为令人忧虑的现实。正是这种忧心的现实为晓苏的校园讽刺小说提供了客观的写作背景。
综观《大学故事》与《吊带衫》，还不难发现晓苏的校园讽刺小说已形成了明显的地域特点。近一、二十多年来，池莉、方方、晓苏、魏光焰、牛维佳、何祚欢等大批武汉作家写出了许多表现武汉生活的好作品，他们的这些作品也呈现出了浓郁的武汉地域生活的气息。像在池莉的《烦恼人生》、《生活秀》等作品中，汉口吉庆街的闹市生活或夜市生活，武汉三镇的特殊地理形势、武汉夏季炎热的气候、花楼街市井小民的生活情调与婚俗、老通城的风味小吃、武汉人火爆而豪放的性格与脾性，等等，组成了扑面而来的武汉地域生活风情，也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武汉文化精神。晓苏所在的大学地处江城武汉，晓苏的校园讽刺小说因此打上了这所大学与这座城市深深的烙印。桂子山、南湖、居山临水的校园环境、校园周边的酒楼、商厦（如群光商场）、武汉市内的晴川楼、汤逊湖、市郊的木兰山，等等，已成为了晓苏校园讽刺小说的重要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晓苏校园作品地域品格的形成。而这种地域品格的形成，不唯增加了晓苏校园小说地域生活的气息或生活现场感，而且表明了晓苏小说的成熟与老到。
二、审视高校精英时代病灶
知识分子是社会生活中一个特殊群体。在以往时代，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都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传承者与道德修养的楷模，同时还是真理与良知的守护者，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比如，在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士志于道”、“以天下为任”，就是许多知识分子一致认同的人格诉求。在现代中国，启蒙主义或坚持教育救国成为鲁迅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西方现代知识精英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中再次重申：“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强调现代知识分子所应秉持的理性精神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抨击黑暗、高扬正义的历史使命。
然而，理想与现实毕竟是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强大反差的，知识分子并不全都是超凡入圣与高大完美的。历史地看，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为后人留下了负面的形象。就负面形象而言，知识分子有的进入官场后成为嘴脸丑恶的官僚或政客，有的则出入秦楼楚馆醉生梦死。现实地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抑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背叛理性精神与文人传统的也不在少数。像当代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长篇小说《小世界》、我国现代作家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新时期小说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等等，无不给读者真实地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追名逐利（欲）、精神堕落的可怕景观。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其著作《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甚至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捣碎了卢梭、罗素、萨特等过去一直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偶像，提出与质疑了人文知识分子“理性逃亡”的问题。殊不知，曾被当成普通人精神病痛“疗救者”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灵魂也是伤痕累累甚至千疮百孔，其形状比阿Q头上的疤癩还要难看得多。晓苏的长篇小说近作《吊带衫》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其继《大学故事》之后，又一次近距离地展示了发生在当代大学校园内的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塌方”现象，让读者看到了发生在身边的荒诞故事，同时还容易令人联想到《
官场现形记》、《二十前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在晓苏《吊带衫》充满机智与夸张而不失真实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了高校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而变成了所谓“知道分子”或别的什么。在高校校园的人生舞台上，“知道分子”们表演着一幕幕滑稽可笑的精神丑剧，林林总总，而又千姿百态。《吊带衫》中的文学副教授安必先与魏书平心照不宣地与同一进修女生谢丽婷进行着权色交易，知识分子的道德遮羞布早已被他们撕成碎片。另一文学教授石暮生情形稍好，但也是背着妻子，梦想着与这位女生成为情人。《交杯酒》中的陈耳东教授，身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学会会长，堪称学术界领袖人物，然而却人老心“花”，一心想着与外地学校少妇发生肌肤之亲，与其同喝“交杯酒”，为此不惜弄虚作假召开学术会议甚至捉刀为对方代写与发表论文，孰料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被对方设下圈套恣意利用，玩弄得不亦乐乎。本来严肃的学术活动演变成了这位学术“权威”假公济世、移花接木的情感游戏。《春天的老虎》中的古典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尔雅，想尽一切办法亲近女研究生，胁迫她们与其吃饭、唱歌与跳舞，弄得女生无处躲藏，而一旦遭遇男生干涉，他便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其实施打击报复，虽然名字叫温尔雅，但却丝毫没有了文学教授温文尔雅的气息，因此被自己的学生称为“秋天的老虎”。《我的导师路明之》中的博导路明之，最大的特点便是爱钱与好色，不是让学生充当廉价劳动力为其编书赚钱，就是要女生陪他睡觉，即使在课堂讲课，讲的也是与乳房、性相关的东西。为了钱，他还利用招收研究生的权力堂而皇之地索贿，营私舞弊泄露试题，败坏考风。为了利，他大肆占有、剽窃学生的学术成果而没有丝毫愧疚之心……总之，借助于文学手段的描述，晓苏无情地撕开了教授、博导等不少高校高级知识分子脸上的假面具，凸显了他们精神的严重颓败、空虚，暴露了世纪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灶，也深切地呼唤着知识分子精神的回归。
仔细阅读《吊带衫》，我们会发现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失态或滑坡并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而很大程度上带有某些群体乃至普遍的性质。《吊带衫》中的正、副教授石暮生、安必先与魏书平，分别是从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教学的，他们对同一女学生的唾涎欲滴，在很大程度上喻示了人文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溃败。《背黑锅的人》中的肆意与女同学偷情的政治学院院长与副校长海燕是位逻辑学家。《春天的车祸》中与女研究生重温旧情的费甫教授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昆虫学家。《漂流记》中的背着妻子与女学生外出幽会的邹冠教授，是学养深厚的地理专家。《做复印生意的人》中的沉溺于权色交易的邹应发与尤德华，分别是大学后勤处长与房管科长，是掌握实权的大学中层干部。就高校来讲，无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无论是教师还是干部职工，都存在知识分子灵魂溃败的现象。追溯根由，这种普遍的灵魂溃败自然与时代的变化不无关联。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而市场经济的生活环境导致了人们生活观念与价值观念的空前大转型，以金钱、享乐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开始大面积地左右人们的思想。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许多人一样，我国知识分子，包括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没有逃脱时代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在金钱与权力的巨大能量面前，在美色的强烈诱惑面前，许多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坚强的人生信念，难以经受时代带来的严峻考验，以至于轻而易举地背离以往的价值传统与伦理规范，沦为金钱与美色的奴隶。通过小说集《吊带衫》的敏锐艺术描写，晓苏有力地叩问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同时也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省。而据笔者看来，晓苏作品所描述的高校知识分子精神蜕变也反映了知识分子思想内部的突出矛盾。自古以来，宗教信仰的缺失，因生命短暂或人生有大限而带来的人生价值观的虚无，人生理想的幻灭，常常容易从根本上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纵情于金钱与美色，滑入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泥坑。这同时也说明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人性弱点。克服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将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哲学的命题。
三、拓展短篇小说叙事艺术
就晓苏的创作个性而言，除了开辟“油菜坡”系列与校园讽刺小说，还有一个突出的地方便是他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拓展。从事文学创作20多年来，晓苏一直致力于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究，不仅十分重视艺术经验的总结，而且多有自己的独到艺术感悟——他不久前甚至出版了文学创作理论专著《文学写作系统论》，受到广大写作爱好者与读者的广泛欢迎。而相对长篇小说的叙事技巧而言，晓苏更是着力探索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将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套路与国外现代小说叙事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娴熟地驾驭短篇小说的叙事技巧，是晓苏短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总体特点。与以前的《大学故事》等作品相比，这次的《吊带衫》在艺术上无疑又有了新的拓展。
善于采取独特的现代叙述视角是短篇小说集《吊带衫》的突出特点，并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艺术感受。对晓苏来说，立足于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注重故事性的营构是他短篇小说的基本标尺。在自己的作品里，晓苏总是将小说故事讲述得完完整整而又悬念丛生、变幻多姿，使其充满了传奇性、趣味性与吸引力，我们因此可以说晓苏已成为一名善于讲故事的高手。然而，晓苏绝不是一个固守传统的艺术家，而是一个不断追求艺术创新的作家。积极、有效地采用现代小说的叙述视角就是晓苏追求艺术创新的重要方面。《吊带衫》的大部分作品，诸如《吊带衫》、《春天的车祸》、《名叫谢客的老师》、《碰头会》、《抓阄的前前后后》、《老讲师》、《往事重提》、《背黑锅的人》、《从前的单相思》、《我的导师路明之》等等，均使用了第一人称有限叙述视角。这些作品中的叙事人，都是作品故事的亲历者、参与者或见证人，较之一般的第三人称叙事而言，他们对故事的讲述令读者感到如临其境，真实性、可信度与现场感大为增强。而由于他们与故事主人公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如同事、同学、师生、上下级等关系，他们在讲述故事中也隐含着对故事人物的评判（如评判、爱憎与好恶等等），这种评判的效果则是作者站在第三人称立场上对作品人物进行直接评判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也有效地克服了以往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易于说教的毛病。而《爱情地理》、《冯椿的情况》等作品虽然采取了第三人称叙事，但也都有意使用了第三人称有限叙事，有效地发扬了有限叙事的长处，而除去了全知叙事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等艺术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晓苏作品中的叙事人身份复杂多样——或为教授、研究生、学院副院长、一般教师，或为收发室主任、教学楼门卫等，各各眼光独特，他们对高校生活的观照既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全方位、多侧面的聚焦，为读者带来了全景式的校园景观，也产生出非同寻常的审视效果。
广泛运用反讽、夸张等新的艺术手段，追求小说的强烈对比效果等等，称得上晓苏小说特别是校园讽刺小说的重头戏，并在短篇小说集《吊带衫》中有着格外精彩的表现。一般说来，讽刺是讽刺小说的基本表现手段。以往的小说多使用漫画式乃至妖魔化的手段对生活的丑角与坏人进行描绘，并在必要时由作者公开露面对这些人物进行直接的讽刺与批判，这些虽然有助于揭露讽刺对象的丑恶嘴脸与虚伪本质，但也暴露出“笔无藏锋”、破坏艺术形象性等局限（如曾被鲁迅批评的晚清谴责小说）。现代小说则发明反讽这一新的讽刺手法，以讽刺生活中值得讽刺的人或事。从《吊带衫》中可以看出，晓苏对于反讽艺术手段的运用是情有独钟而又得心应手。对晓苏来说，反讽主要是通过大量描写与人物身份、地位不相吻合的言行举止，让讽刺对象自己在生活舞台的滑稽表演中显示其表里不一或思想、行为的巨大反差，从而收到以形传神或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就《碰头会》中的伦理学教研室的正、副教授与讲师们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均与道德修养背道而驰。主任肖闲斋教授虽然业务水平差，但却依靠唆使他人内讧而捞到了教授职称，并不断故伎重演。女教师龚玉芝仗着自己的美貌与敢于向校长投怀送抱而留校工作与获得校长特批评上副教授。江尚文不但是一个偷桌子、偷香蕉的惯偷，而且喜好偷看女人洗澡，真可谓是“道德败坏到了极点”的小人。青年女老师吕凤沉迷于网恋，并与男网友进行下流活动，弄得丈夫要与她离婚。罗幼竹在喜好豪赌、嗜好钱财的同时，不时去发廊嫖娼，以致被公安抓获。而背后说人的坏话则是这些人的普遍爱好。《名叫谢客的老师》中的谢客是位从事性心理学研究的副教授，曾著有《性科学新论》学术专著，然而生活中却是一个毫无道德约束、极端性变态的人，以至于不是与妻子天天同房，就是去发廊嫖娼，行动与思想形成强烈的反差。《绕床起舞》中的周泉与鞠老师夫妇分别是有头有脸的博导与副教授，然而由于丈夫情感出轨、妻子争风吃醋，两人在老住房中相互大打出手，“绕床起舞”，洋相出尽。除了反讽，晓苏对夸张手法的使用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并成为他校园讽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实现大城市的生活梦想，《爱情地理》中的乡下女子周作秀以恋爱为诱饵，以婚姻为跳板，先后抛弃三位男友，完成了从乡下到县城、再到省城与京城的多级跳跃，其灵魂的自私、虚伪与冷酷无情，其心计的“老谋深算”令人咋舌。显然，这样“典型”的人物故事与实际生活未必吻合，而是晓苏对某些生活原型加以集中、进行高度艺术夸张的产物，同时也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同样，《冯椿的情况》中两个男人互相换妻的故事，《两个窥视者》中两个研究生先后与同一女同学结婚而又离婚的故事，等等，也大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体现了晓苏对现实生活所作出的大胆变形处理。
小说结尾艺术的讲究是晓苏小说艺术的重要方面。小说的结尾如何直接关系到小说的主题建构与作家的艺术创造力。传统小说多采用大团圆、喜剧性与封闭式的结尾，显示善恶报应，虽然满足了一般大众读者的阅读心理，但存在着对生活理解简单化的毛病。现代小说家坚持对生活进行哲理与辩证的理解，广泛使用或开创了悲剧性结尾、开放式结尾、逆转式结尾与悖论式结尾等新的结尾艺术，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艺术。像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家欧·亨利《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中使用的错位式或逆转式结尾，中国著名现代作家沈从文《边城》中使用的开放式结尾，等等，都堪称极具艺术匠心的经典中、短篇小说结尾，至今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翻开晓苏的小说作品，不难看出他对中外文学大师艺术经验的用心师承。就小说集《吊带衫》来说，其结尾的安排不仅灵活多样，运用自如，而且匠心独具，卓有成效。《秋天的老虎》中的女研究生邱波为了师兄严寒的学术前途，违心地去迎合导师温尔雅的非分要求，但结局究竟如何，晓苏没有进行明确的交待，而是留下空白，让读者去猜想，在此他显然使用了开放式的小说结尾。这种结尾艺术的使用无疑是对传统小说封闭式结尾的叛逆，体现了对生活的一种开放式思考，预示着生活的多种可能性——邱波最终既可能因此成为温尔雅的情感猎物，也有可能与温尔雅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保持自己的一份清白。这种结尾的安排还有助于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像空间，吸引读者参与小说的思想建构与文本再创造。《跪地求饶》、《春天的车祸》等作品则积极使用了错位式或逆转式结尾。如在《跪地求饶》的叙述中，背着自己的丈夫、伦理学教授杨国风，田梦主动与前来家中做工的青年油漆匠发生了性爱，但很快便被丈夫发现，于是她跪地向丈夫求饶，丈夫则断然拒绝，提出离婚，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却又急转直下。就在二人将要办理离婚手续之时，田梦发现已怀上油漆匠的孩子，并执意嫁给油漆匠。杨国风想到自己是堂堂教授，妻子嫁给一个地位低下的油漆匠一定败坏自己的名声，于是转而向妻子下跪，乞求妻子不要离婚。这一结局的错位耐人寻味，并深刻地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而情节的急转显然也是合乎情理的，是生活矛盾转化的结果。《两个窥视者》与《背黑锅的人》等作品则使用了悖论式结尾。如《两个窥视者》中的两位研究生石山与左义，因为曾经在郊游中共同窥视女同学童晶的私处而受到生活的捉弄与报复——两人先后与童晶结婚又痛苦地离婚，然而在小说结尾处，当在校园的假山中碰到一位穿短裙的女人时，他们却再次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女人私处的话题，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丝毫没有吸取生活的教训。这样的结尾既让读者看到了石山与左义的冥顽不化，也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悖离与不可思议之处。
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