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汪曾祺的小说，发现他的文本中有不少地方渗透着“和谐”之美。所谓和谐，是指事物关系的一种平衡、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它是以系统中诸多要素的并存、共处、互动、互补为前提的；是相对于混乱、动荡、对抗、冲突而言的。在国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挖掘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钓鱼的、遛鸟的、摆摊的、卖菜的、纳鞋的、绣花的、店车、店伙、画家、教师，无不在自己的那一份生活中自适地欢悦地活着。民间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笔下充满了趣味。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在汪曾祺看来，“和谐”不仅是他小说的美学追求，也是他所倡导的生存精神。作为生存精神的“和谐”，其要义首先是和自然、社会和平共处，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和相互尊重，是和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融合。自觉、自愿地和他人、自然、社会融合，这是汪曾祺人生观的起点，是“本分”。当人具有了这样的“本分”，他的生活才能是和谐的，这个人在汪曾祺眼里才呈现出美的素质，所以，一个满足于一天三饭吃“拨鱼儿”的“闹市闲民”，一对儿到野地里拾枸杞子的老夫妻，从早到晚纳鞋底的老奶奶，从晚到早绣花的少女，都成为他的艺术对象。“本分”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汪曾祺从平平凡凡的风俗生活中发掘的正是这种安分于生活从而享受生活的态度和精神。因此，他的“和谐”既不是倡导人们和社会的抗争，也不是一厢情愿地构建一个虚幻的人生模式；既不是假想性地填补人与生活之间的沟壑，也不是逃避到遥远的僻地边壤自欺性地忘情于自然山水，而是植根于人的平实而日常的生活，是踏踏实实地建构在人与人所组成的风俗生活中。
在这种观念下，汪曾祺即使对伟人、圣人，也要用一把“人情”的审美标尺去度量，他把无“人情”的假人、伪人、非人、超人统统排除在他文学视野之外，而当他在伟人的身上找到“人情”的一面时，他又是如此地欣喜：“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2]伟人如孔圣人者，汪曾祺是在可以“赌咒发誓”、“发脾气”的常人性情中理解并接受他。写人如此，写花草虫鱼，吃食风物莫不如此。他笔下的花草是荷花、绣球、报春花，而不是牡丹、玫瑰和竹兰；他笔下的虫鱼是蜻蜒、麻雀、花大姐，而不是热带鱼，波斯猫和法国狗；他笔下的吃食是萝卜、豆腐、腌咸菜，而不是满汉全席，鲍鱼宴。但这些平常的日常生活却被汪曾祺写得生机盎然，因为他又能在“小”中见出其“大”——一种发自本能的生命力和美。汪曾祺说他喜欢陶渊明笔下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苍中，鸡鸣桑树巅”，因为这里充满人的气息的“人境”。“人境”就是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追求。
但如果因此将汪曾祺的“和谐”理解为对自然、社会无原则的妥协，或者理解为阿Q式的自欺欺人，那就完全错了。汪曾祺的“和谐”不是无原则地妥协，而是在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可能性有了清醒认识之后的积极选择和主动适应；汪曾祺的“和谐”不是放任于对流俗的混乱与琐碎。其实，在汪曾祺看来，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外在的世界，因此，人生的第一步是勇敢地担当，是知道不可抗拒之后的忍受和承担。而当人一旦有了担当的勇气，他的生命就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才可能去追求属于自身生命和生活中的快乐，并因此获得个体生命的自足。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和谐”是基于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认识，是在认识到这种有限性后，积极地为个体生命寻找诗意生存的可能。因此，他的“和谐”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观念，其中既有对无往不胜的抽象乐观主义的反拨，也有对在深重的历史和艰苦的现实面前悲观失望的宿命论的反拨。这种正视现实并尊重个体生命的精神，汪曾祺用“皮实”概括。 在汪曾祺看来，惟其有苦才有乐，人生的乐趣也已在于苦与乐的纠结中，既能承受其苦还能体验苦中之乐，才更见出人的生命之力量。他引用林斤澜的话说：“单单活着不算数，还活出花朵叫世世看看，这是‘皮实’的极致。”[3]所以，汪曾祺的文本并不排斥生活的复杂性、多义性、苦难性。恰恰相反，他所倡导的是体验一种完整的悲喜交集式的人的生活，他所赞赏的正是在苦难、痛苦的必然中努力获取个体生活和生命中那点仅存的乐趣的精神。因此，汪曾祺的“和谐”更包含着超越琐碎，向着艺术与审美人生努力的终极目的。
汪曾祺一生命运几番起伏，既被打成过“右派”，也曾参与样板戏的创作成为一时的“红人”；既在别人挨整时被提前“解放”，也在别人被“解放”后再次接受“调查”。20世纪的中国文人命运多舛，汪曾祺尤为甚者。但命运的巨大起伏既不曾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念，也未曾成为他晋升的资本。他只是承受并体验着这种命运的更迭变化并努力在其中感受生活的滋味。他在塞外的艰苦劳动中，还能感受到为果树喷药带来的美，认为“这活有诗意”（《果园杂记》）；在坝上采到一个大蘑菇也要带回北京为全家人做一碗汤，让家人尝鲜（《坝上》）；一顿莜面窝窝，竟被反复回味，认为是一辈子很少吃过的东西（《七里茶坊》）……因此，他的“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的说法（《随遇而安》），并不全是嘲讽，实在是他在领悟“皮实”精神之后的肺腑之言。他说“生活，是很好玩的”时候，也不是故做惊人之语，是他将人的现实生活看成人的根本存在状态之后的必然之义。我们从汪曾祺作品中那些民间生存者身上，从汪曾祺身上看到的不正是这种“活出花朵”来的“生命的韧性”吗？而这种“生命的韧性”才是“和谐”的核心内涵，是其小说要表现的精神。因此，汪曾祺的“和谐”是以合于世俗，融于世界为起点，而以追求个体精神对世俗的超越为目的，他的“和谐”从生存论开始，而以艺术化人生为终结。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在生命的切实体验和艺术超越之间达到，这才是汪曾祺的追求。
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在他的小说中，他很少写相对于恒常的民俗生活而言更为短暂易失的政治和战争，而是排除了生活表层因素的干拢，沉潜于民间生活的底部和根部，让他的人物和千百年来缓缓流动但生生不息的风俗文化融为一体，他的小说因而呈现出的是和自然同体和历史同生的人生，他的小说结构如同树的自然生活过程一样富有生活力，他的小说透过词语的外表而直抵语言的神韵，出于人工却合于天籁。概而言之，汪曾祺的小说是以恢复人在民间生活中的本来样态为最高的真实原则，以人的民间存在建构诗意栖居方式为最高的艺术追求。从而，无论从人的生存精神，还是追求文本的艺术美，汪曾祺都以他的作品为样板筑起一幅“和谐”的民间日常生活的艺术图景。文艺没有强制作用，做不到言出法随，但文艺却有潜移默化的长效的教化作用，能够泄导人情，它的道德和审美的法庭，绝对能够激浊扬清，崇善抑恶，使人情向真、向善、向美，使社会趋于太平。
汪曾祺追求“和谐”的艺术风格可以说和20世纪文学充满历史的跌宕、政治的起伏并不相称，那么，他安享日常生活的文学资源来自何处？其实，汪曾祺的“和谐”的文化观念既与他独特的个人经验、特殊的社会环境相关，更与他师承的对象有关，并作了有效的整合后确立起来的。这种生存图景我们在《
诗经》的某些篇章中能够读到，在两汉的民歌中能够读到，在唐宋诗词和散文中能够读到，甚至在元明清的诗词曲子中也能读到，但在小说中却很少发现它的踪迹，尤其是在以忧患意识为主潮的20世纪小说主题中。而汪曾祺的小说重新发掘到了人的“和谐”生存的生活模式，可以说为现代小说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并得以烛照现代人的生活。
注释：
[1]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郭玉森，男，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